大象，何以为家

2021年6月15日，俯瞰云南普洱市思茅区纳吉村。随着周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亚洲象过境到纳吉村觅食生活。

记者｜吴　雪

不妨尊重野象的行为，尊重自然迁徙规律。余下的就是做好预警机制，最大限度避免人象冲突。

最近，“野象旅行团”几乎“住”在了热搜上。

两群野象从老家——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勐养子保护区出发，开启了漫无目的的“迁徙之路”。一群北上500多公里，大摇大摆一度逛到了昆明境内；一群南下滞留在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威胁着科学家60余年来收集的1300多种珍稀濒危植物。

村民们不吝于一遍遍向来访者讲述大象进村的故事，网络上也形成了一片“云吸象”的热潮，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亚洲象是“出逃”还是“浪漫旅行”。在经历过400多公里的迁徙后，也许这两个都不是野象内心真实的意愿。

网络上的声音渐渐从惊奇、调侃变得趋于理性。前段时间还笑言“昆明欢迎你”的网友们，转眼就开始担忧起野象们的冲突、安危与归宿，“它们为什么来到这里？”“野象还能回家吗？”“野象的家又在何处？”

大众视角，看到的都是热闹一片，但热搜之下，各方专家站出来从亚洲象行为学、栖息地适宜性、生态环境系统等方面进行讨论，试图基于事实、科学的态度，从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角度思考，为全球野生动物提供“中国样本”。

“这是一次人与野生动物的友好对话，但作为中国样本还应理性看待，在解决这一突发事件时，我们的工作强度是惊人的，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目前还远没有到总结经验的时候。”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放说，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研究者，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公众在关注亚洲象这一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十几只野象身上，应该非常努力地从事件背后，看到动物生存的普遍规律，看到需要面对的挑战和解决的困难。更应该看到，“象丁”渐旺背后的何以为家，绝不是亚洲象一种动物面临的烦恼。

迁徙的理由 在保护区之外

事件热议的关口，关于象群迁徙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些描述很有趣，比如，生态环境太好了；有些描述很神秘，比如磁暴说，声称“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被激发，而这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公众猜测野象好像有远大的目标，要一路向北。但或许象群自己也没搞明白，人类就更无法获得肯定的答案。

在王放看来，公众首先要正确认识到的一个问题是，野象绝不是“出逃”，保护区也不是把动物关起来的地方，划定了保护区，不代表动物必须一直待在那里。从某种程度上讲，迁徙或者迁移，是动物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与生俱来的本领。

亚洲象的迁徙一点都不偶然，也不新鲜。上世纪90年代末期，曾经有象群被监测到往北迁徙，最远曾经到达普洱市景东县。1995年，有5头象迁移到普洱市思茅区，这是这里第一次有野生亚洲象出现。后来，又有更多的象群北移至普洱。但它们在普洱和西双版纳两地间往返，始终没有走远。

动物迁徙在书本中的定义，是指在越冬地和繁殖地规定的路线。美洲灰狼一年内移动超过1000公里，放在美洲狮身上，这个数据是2000公里。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则是700多公里，甚至一些食草动物，比如驼鹿、麋鹿，一年内移动也可超过500公里甚至更长。

“即便是懒洋洋的大熊猫，迁移距离也在二三十公里，它们会跑到高山裸岩和流石滩，而更长距离的迁徙在动物世界里，不足为奇。”王放告诉《新民周刊》，动物迁徙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为了食物、水源、繁殖，寻找新的栖息地，逃避捕食者或回避过于强烈的竞争、降低近亲繁殖风险等等。

一旦动物失去迁移能力，种群生存力会快速下降，严重时甚至可能局部灭绝。但迁徙本身是艰苦且危险的，这次“断鼻家族”途经的地方，海拔超过2000米，远超过亚洲象适宜的海拔1000—1300米以下的生存环境，如果不是有什么必须走的原因，它们不会贸然离开传统栖息地。

王放认为，野象不断迁徙最深层的原因不外乎三点：栖息地在减少，栖息地的破碎化，野象种群的增加。这一观点在与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张立的沟通中得到了印证，“不管你分析野象迁移有哪些原因，都不能忽略栖息地这个最残酷的事实”。

张立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特别强调了一个数据：近20年间，西双版纳地区亚洲象的适宜栖息地减少了40.68%。他认为，象群出走更大的问题，出在保护区之外的土地上，这些土地上的农田，都转换成了高利润的橡胶林和茶园。

而橡胶、茶叶等产业，是野象栖息地消失的最主要原因。从数据上看，虽然西双版纳栖息地的森林覆盖率在提高，去年一度达到81.34%，但多出来的土地，只能生长橡胶树等单一植物，适宜亚洲象的灌木、竹阔混交林覆盖的平整山谷及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脚等栖息地面积，已不足1975年的1/3，因此它们有个外号叫“绿色沙漠”。

但也有西双版纳当地人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举出佐证：1949年前，大量野象迁往只有2.7万多平方千里的西双版纳，也没有阻碍亚洲象从几十头繁衍到300多头；20世纪50年代初，当地农民种橡胶致富，几十年间来，野象也从未北迁过。

有专家把亚洲象北迁或四处迁徙的原因归结为另一种经济作物——砂仁，它既是中药，也可以做香料。种植时需把林下的幼树清除掉，这造成野象喜爱食物的减少。但目前还没有砂仁和茶树种植过多直接导致亚洲象食物减少的研究结果。因此，这也只是一种假说。

唯一没有异议的是，适合于亚洲象的栖息地碎片化，难以让它们在舒适区中觅食，才不得不走出保护区。例如，水电站的建设淹没了亚洲象迁徙通道；保护区的象群分布不均也造成了亚洲象生存空间的相对逼仄。

栖息地的破碎化，又倒逼亚洲象向人类种植的田地和居住地移动，导致亚洲象的口味提升，食性改变。当尝到了农田中好吃的玉米、水稻和番木瓜等，它们也不愿意再吃口味不好又难咀嚼的芭蕉叶、竹叶。

王放认为，迁徙的原因不能归结为某一个方面，如何构建栖息地之间的生态廊道，值得探讨。

放弃经济作物 野象会回来吗？

试问：如果我们停止种植橡胶、茶叶和砂仁，把所有经济作物都铲除掉，把野象喜爱的植物恢复，就能让亚洲象留下来吗？“我觉得不会，短期效果会有，但野象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大量迁徙甚至常态化迁徙的阶段。”王放肯定地说。

更为棘手的是，这些产业对当地人来讲，无疑就是命根子，如果要改变种植习惯和行为，村民们将面临经济和心理的双重挑战。

苏朴怀是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内关坪村的彝族人，今年68岁。1995年，苏朴怀发现，橡胶的价格大约在18块钱一公斤，接近水稻价格的6倍。便舍弃了种植水稻，转而将10亩地的6亩都种上了橡胶。

虽然橡胶树的种植周期长达8年，但苏朴怀算了一笔账：一棵树能割二三十年，每年至少割下180多斤胶，算下来，一年的利润是稻谷的五六倍。而且，橡胶树是野象吃不掉的东西，只要把树下的草除干净，就不容易招引野象了。

村民找到了能够防御野象的“致富作物”，每年6月份的割胶时间，保护区周围的村子几乎空了，青壮年上山割胶，一天能割下两三百块钱。2011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修订了关于天然橡胶的管理条例，禁止在保护区和水源地等与海拔950米以上和坡度大于25°的地带开发种植橡胶。

但条例的出台并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太大的困扰。几年来，橡胶价格回落，茶叶价格倒涨了不少，苏朴怀开始合计着，划出大部分的土地，改种普洱茶和古树茶，依然是大象不爱吃的植物，或许收入还更可观些。

“不能说老百姓经营自己的土地，用于生产，就是破坏亚洲象的栖息地，这个说法缺少实际考虑。”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过去土地多、人口少，有更多富余土地，供亚洲象活动，现在老百姓为了生存发展，与栖息地有些冲突，没道理把过错强加到老百姓身上。

一边是当地的经济发展，一边是亚洲象栖息地的逐步丧失，二者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近年来，张立说，当地村民保护野象的意识提高了，不放炮竹驱赶野象，也不伤害野象，野象的胆子也变大了，白天也会跑到林子外的农田吃庄稼。保护区的村民们和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也曾不断尝试各种方法，恢复亚洲象的栖息地和食源地。

2016年前后，因政策原因，被废止的“计划烧除”工作，它是西双版纳当地老百姓的一个生产生活习惯。每年在放牧区通过火烧的方式，把林下老化的枯枝落叶清除，从而土壤里长出鲜嫩的植物，为当地饲养的牛羊和野生动物提供食物。

2010年前后开始，郭贤明在保护区内一个叫莲花塘的地方尝试通过人工种植亚洲象喜食的本地植物来修复食源地。植物以禾本科为主，比如粽叶芦。之所以选择莲花塘，是因为它远离区外村寨，能减少人象冲突。村子里的天然林窗，符合大象对栖息地的要求。

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村寨，外来物种肿柄菊泛滥成灾，大象并不爱吃这种植物，只有用最原始的人工拔草方法清除。但这项工作不是连续开展的，由于经费原因，断断续续进行了十多年。现在属于试验阶段，差不多修复了二三百亩地。

“野生动物管理不是非黑即白，当地可以用一些方法尝试，但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王放表示，即便种了亚洲象最喜爱的食物，即便让它们重回保护区，它们迁徙的脚步并不会停止，在栖息地减少与种群增加的矛盾之下，今后亚洲象的迁徙将成为常态。

国家公园可行“生态移民” 有点难

有时候，人类希望亚洲象留在保护区内，但这是人的主观意愿，但亚洲象可能并不这样想，它们可能觉得走出去，哪个地方适合生存，哪个地方就是栖息地。

有人曾建议以麻醉的方式，将野象群运回西双版纳，但很快遭到反驳。原因有两点，野象是群居动物，家族间非常团结，一旦麻醉群中小象，很容易激怒大象，发生危险；另外，麻醉时间必须控制在半小时到40分钟，否则野象就有生命危险。

且不考虑这两点原因，就算这一设想成行，结果也不乐观。贵州省野生动物与森林植物管理站研究员冉景丞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野象返回栖息地，大概率有两种结局，要么再次迁徙，要么在保护区“郁郁寡欢”，有可能还会影响到亚洲象后续的繁衍。

站在人类的角度，理想的前景是，随着一线工作组的经验积累，成功案例越来越多，象群能在人们的引导下，通过较为安全的道路，向西南方向掉头，让大象“走上正途”。但这也只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大象的想法比人类简单。它们希望找到一片有着丰富自然水和植被资源，还有休息和嬉戏玩耍的地方。密林是休息的“卧室”，野芭蕉、粽叶芦是喜爱的餐食，泥潭中洗个澡，硝塘中获取食盐，偶尔还能到农田里“串串门”。

不管哪一种想法，都又回到一个问题：适宜亚洲象栖息的家，到底在哪里？

多位专家都提到，应当专门为亚洲象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张立说，早在2016年左右，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已经在规划亚洲象国家公园，他本人担任该国家公园的规划评审专家组组长。近年来，国内12个省份在三江源、祁连山、神农架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很好的经验。

但在调研中，他能明显感觉到，人们担心，建设国家公园对地方经济民生带来怎样的影响。因为亚洲象生存的地方，相比其他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人口非常密集。

王放也赞同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他认为，国家公园的概念是由多个保护区、保护地组成的，当然也包括村庄、农田、公路，这个更广义的概念。保护区并不是专门针对亚洲象设立的，而是保护森林生态系统，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由很多物种组成。

政府一定会从保护和平衡的角度，更大尺度地做好总体规划，哪些区域可以给亚洲象，哪些区域给其他动物，哪些区域留给森林和百姓，解决冲突和矛盾。“当橡胶林、茶园都纳入到国家公园里，会更容易统筹，更有重点和优先级。”

当然，要想实现亚洲象国家公园的理想，中间还横亘着不少阻碍。在王放看来，主要面临的困难是土地流转，一般来讲，自然保护区是严格管理的国有林地，不能砍树、开发和建设，但国家公园不一样，它有开发区，复杂的土地性质、权属，也会有承包的林地。国家公园的土地复杂性，必然会考验管理执政部门的能力。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人迁走。20年前，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的老百姓，就是从千里之外的昭通市大山包乡搬来的，搬家原因是那里建立了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从2011年起，江城县经常遇到野生亚洲象不定期的“串门”，损失巨大。如果要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类似的村镇还会面临搬迁的可能。因此，要避免“生态移民，一移再移”，从一开始就要非常严谨地开展有预见性的长期规划。

张立建议，由于近年来橡胶价格持续走低，不再是当地群众的首要致富路径，可以考虑通过林权流转等途径，实现一定程度的“退胶还象”，同时为老百姓找到更好的替代生计。接下来就是通过生态修复，恢复保护地之间的连通，改变栖息地高度破碎化的现状。

还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亚洲象再往东北方向走上400公里左右，就是贵州威宁自治县，亚洲象会不会在贵州扎根呢？冉景丞认为，如果没有人工干预，这些野象走到贵州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他也表示，贵州地表水水质总体优良，气候温和，生物多样性丰富，森林覆盖率达到60%，是野象所喜爱的生态环境，但由于典型的喀斯特环境，河谷深切，悬崖绝壁普遍，且森林中连片的高大树木不能满足野象的食物需求，想在贵州“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变得“象”丁兴旺，怕是不太可能。

记者了解到，与东南亚接壤的云南勐腊保护区分布有亚洲象，不排除今后涉及跨境联合保护的议题。目前，野象还在不断往前，行走是它们不得不做的选择。冉景丞建议，人类不是大象，猜测无用，不妨尊重野象的行为，尊重自然迁徙规律。余下的就是做好预警机制，最大限度避免人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