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多罗夫，笔下的上海影响深远

右图：霍多罗夫。

下图：霍多罗夫搭乘符拉迪沃斯托克号轮船来上海。

右图：（左）霍多罗夫的著作《争取独立的中国》。

（右）上海生活出版社1922年出版霍多罗夫《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

下图：霍多罗夫的故乡敖德萨。

撰稿｜吴　健　常立军

直到今天，俄外交部档案里依然不吝词藻地称赞霍多罗夫在北京、上海发展了深厚的外交圈人脉，再加上通晓英语、中文，为苏俄争取了宝贵的国际同情和声援。

有人说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是苏俄派往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但近年来俄媒体挖掘史料指出，知识分子出身的记者阿布拉姆·叶夫谢耶维奇·霍多罗夫，才是苏俄派驻中国甚至远东地区的首位外交官，而且是“从反革命走向革命”的特殊人物。

曾追随临时政府

霍多罗夫，1886年出生在俄国敖德萨（今属乌克兰）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后随家人乘坐俄国志愿船队的轮船迁徙到地球另一端的远东地区。1905年沙俄爆发革命，年幼的霍多罗夫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但时势弄人，他竟然站到孟什维克一派。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霍多罗夫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多次被警方逮捕。1912年，他从新罗西斯克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律师助理和律师，经常向报纸投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加入俄军医院服兵役。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出现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为人聪明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霍多罗夫一下子从寂寂无名的医务列兵被提拔为北方面军第5集团军特派员，负责巩固因厌战而瓦解的部队。当时社会民主工党里的布尔什维克用“和平、面包、土地” 这一简洁明了的口号抓住了广大工农兵的心，没有人愿意为地主官僚资本家白白送命了。面对布尔什维克深入人心的兵运工作，霍多罗夫没能促成俄军继续作战，尽管他把“革命的护国者”“打到最后一个人” 等等口号喊得山响，却应者寥寥。档案记载，霍多罗夫支持军长冯·布德堡对拒绝作战者处以枪决，并抓过好几个布尔什维克战地宣传员，布尔什维克讽刺这个“从未参过战、也从未在战壕呆过” 的家伙“先当个炮灰试试”。令人莞尔的是，才过了两年，布德堡当上高尔察克白卫政府的军事部长，可他的“文胆” 霍多罗夫却转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个人命运和政治信仰的巨大转变，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公历1917年10月，临时政府派霍多罗夫到远东阿穆尔军区当特派员，挂上将军的肩章，成为高级军事主官。同年11月初，霍多罗夫抵达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才过了24小时，就传来临时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消息。可在俄国远东地区，旧势力仍具有压倒优势，尽管当地支持苏维埃的工人及士兵组织强烈反对以霍多罗夫代表的孟什维克专政，可他的地位没有动摇。霍多罗夫控制的主要报纸连篇累牍地刊登对他的专访，呼吁“保持前线的统一，保障（二月）革命的统一，保护国家的统一”。11月5日和9日，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河沿岸消息报》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边陲报》都刊登了他的发言。

皈依布尔什维克

但霍多罗夫在远东的好日子很快到头了。1917年底至1918年初，远离俄国革命中心的远东也发生剧变，眼见临时政府恢复无望，俄国各路保皇党人、资产阶级维新派乃至强盗军阀纷纷起来夺权，美英日协约国军队也陆续登陆远东港口，实施武装干涉，霍多罗夫这个军区特派员完全被架空了。为了躲避战火，1918年秋，他从哈巴罗夫斯克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凭借运气、知名度和良好的教育程度，在《边陲报》谋得一个编辑位置。因为通晓法语、德语和当时尚不流行的英语，霍多罗夫把新闻岗位干得风生水起，而且他还在那里未卜先知地恶补起汉语来。

1919年，俄国内战越打越残酷，整个远东被帝国主义干涉军与白卫势力占领，从高尔察克到格列博夫的各式白卫头目都公开与颐指气使的外国干涉者合作，出卖人民的利益。霍多罗夫虽是孟什维克，但他终究有着“革命的原教旨信念”，内心根本看不惯白卫分子滥杀无辜、毁灭一切的做派。在他眼里，白卫军是企图吞并从西伯利亚直到外贝加尔的日本人的附庸，而布尔什维克则是真正反抗侵略者并努力恢复人民权利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霍多罗夫在白卫势力控制区里就变得日益危险了。最有力的证据是，1918年底，他还敢在《边陲报》上抨击白卫分子把一切异己当成“布尔什维克党羽”加以屠杀的行为，可到了1919年春，随着高尔察克等白卫军军阀把孟什维克乃至犹太人都当成“俄罗斯敌人” 加以消灭时，霍多罗夫不得不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逃之夭夭，乘坐轮船逃往当年西太平洋最富有的大都市——上海。

霍多罗夫为人机灵而且易于共事，他在上海很快安顿下来。当时，旧沙俄外交机构尚未被中国北洋政府取缔，还靠着中国支付的“庚子赔款”及英美协约国赞助苟延残喘，霍多罗夫巧妙地打入上海的俄籍人士社交圈，获得广泛的人脉关系，尤其是旧沙俄外交机构同协约国勾结的许多内幕为其掌握，但他不是为了写文章爆料，而希望为新的事业所服务。

这个“代表” 不简单

1919年，随着苏维埃政权最凶恶的敌人——高尔察克白卫军被打垮，苏俄红军取得西伯利亚及远东方向的战略优势，但此时日本在俄国远东驻扎有五万大军，且拥有白卫势力充当代理人。鉴于自身国力尚无法与日本对抗，1920年春，列宁等苏俄领导人明智地决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成立缓冲的远东共和国，这个新生的国家仍为布尔什维克主导，但也吸纳不少思想转变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孟什维克，像新国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克拉斯诺谢科夫便是犹太裔孟什维克，这给了霍多罗夫极大的信心。

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交流，同年6月20日，霍多罗夫从上海赶到北京，正式当上远东共和国远东通讯社驻中国首席记者，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远东共和国驻华全权代表。要强调的是，在这一时刻，远东共和国政府颁布法令，凡是它没有派驻大使和领事的国外地区，均由远东通讯社驻当地记者行使领事职能，所以“远东通讯社驻华全权代表” 霍多罗夫斯基自动成为远东共和国驻中国首任领事，也可以说他是苏俄派驻中国甚至远东的第一位特命全权外交官。

别看名头很大，历史地位显赫，可当年远东共和国实在穷得叮当响，除了从游击队改编成的人民革命军外一无所有，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而远东通讯社驻华记者站更是只有霍多罗夫唱独脚戏，工作开展得如何，全看个人本事了。令人赞叹的是，记者兼“领事” 霍多罗夫不负重托，他长袖善舞，风风火火地开展起外交和新闻活动，他只靠稿费就能到处旅行，与中国官员和西方外交官会面，宣传苏俄的和平主张，希望建立平等合作的关系，至少能消除一些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偏见。除此之外，他还亲自为苏俄地下党务工作者签发远东通讯社的记者证明，让他们以新闻人员身份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俄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明确证实，1920年12月，霍多罗夫亲自把来自苏俄的两万美元资金交给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用于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920年秋，远东共和国首批官方使节终于抵达北京，霍多罗夫便成了他们的总顾问和“灰衣主教”。他把外交官们安置到市中心的六国饭店，租赁第一间办公室，还领着他们找裁缝缝制外交官燕尾服。考虑到这些外交人员过去是些游击队员，不懂得外交礼仪，霍多罗夫还要求他们苦读美国律师约翰·摩尔的四卷本著作《国际法摘要》。40多年后，首批外交官之一马克·卡扎宁在回忆录里讲述了这段往事，“正是在霍多罗夫牵线搭桥之下，我们才与中国官员和美国外交官建立起联系。当时，苏俄比较孱弱，日本在远东的横行霸道也令美国人愤怒，而中国公开表达日本借侵略西伯利亚之机一并吞并满洲（中国东北）的担忧，这样一来，布尔什维克非常巧妙地利用日美中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付‘一号公敌’日本。” 直到今天，俄外交部档案里依然不吝词藻地称赞霍多罗夫在北京、上海发展了深厚的外交圈人脉，再加上通晓英语、中文，为苏俄争取了宝贵的国际同情和声援。

中国著述深受列宁重视

除了紧张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外，霍多罗夫从不忘自己的新闻记者本色。他以远东通讯社的俄文缩写“Dalta” 的谐音“Delta” 为笔名，不断在苏俄和远东共和国媒体上发表文章，强调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终将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那里将爆发“撼人心魄的伟大革命”。他曾把《正在获得解放的中国》一书底稿寄给苏联第二任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基·齐切林（第一任是托洛茨基），并立即拿到俄共（布）中央传阅，首先引起了列宁的高度重视，称赞是“极富价值的革命研究著作”。

1922年，霍多罗夫所著的《正在获得解放的中国》的姊妹篇——《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由上海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十月革命后在远东出现的首部俄文社会学著作。虽然书名听起来非常严肃，里面的内容也完全属于科学范畴，但其中也不乏观察力非常细致的记者描写，甚至造就了一系列影响后世的名词，例如苏联（俄罗斯）汉学家就非常喜欢引用他对“亚洲巴黎” 即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上海的描述——

“上海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面积广大、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二是法租界；三是极度拥挤的华界。上海是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驶。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色色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工人拉着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轮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列宁对霍多罗夫的政治评价很高，在现存的1923年2月2日的文件里，患有不治之症的他还要求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把《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这本书拿给他看。

霍多罗夫很快成为新生苏联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苏联报纸杂志大量刊登他有关中国政治、历史和经济等各种问题的文章，他的新书《争取独立的中国》《中国的国民经济》等陆续出版发行。

学生喜爱的“胖老师”

1922年，功勋卓著的霍多罗夫奉调回国，定居莫斯科，以后留在总参军事学院和莫斯科东方学学院教书。苏联新经济政策推行期间，他还担任了俄罗斯-东方商会副主席，促进苏联同中国、日本及南洋的贸易。霍多罗夫对苏维埃政权非常忠诚，列宁的童年好友、旧孟什维克分子尼古拉·瓦连季诺夫-沃尔斯基在回忆列宁葬礼时说：“转变为共产党员的霍多罗夫同时为《真理报》和《贸易工业报》撰写署名文章，论述列宁在中国事务中的作用，他流着眼泪对我说，列宁的天才与他的大脑重量和尺寸直接相关，普通人好像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尺寸。” 总之，霍多罗夫在苏联过得很充实，20年代末时又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拥护者，积极与托洛茨基主义做斗争，在游行过程中撕毁托洛茨基支持者手中的标语和口号。但随着1936年苏联爆发“大肃反”运动，霍多罗夫因说不清楚的过去，于6月26日以“社会有害分子” 遭到逮捕，在远东劳改营呆了5年。

重获自由后，霍多罗夫依靠自己的学识重返莫斯科，但不久又重返远东，在马加丹第一中学当老师，在这里度过了伟大卫国战争岁月。该校一位学生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我们最好的五年级老师是霍多罗夫，他长得挺胖，得侧着身进教室。看到他胖成这个样子，我们都站起来，不由自主地大喊起来：‘噢－噢－噢！’霍多罗夫老师人很善良，是个有本事的教育工作者，从来不高声说话。”

1945年，霍多罗夫从马加丹返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任教，1947年还担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教师，1948年去世，享年62岁。不过历史没有忘记他，1989年，苏联法院正式为其曾经遭受的逮捕平反，彻底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