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息地：保护野生动物的“原始家园”

2017年，戛洒江水电站施工现场。

2017年，顾伯健在新平县野外拍摄到的绿孔雀羽毛。

2017年12月，顾伯健在双柏县、新平县的界河——石羊江畔发现绿孔雀脚印。

记者｜王仲昀

2021年是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40周年。40年来，中国有效保护了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

2020年最后一天，一场保护云南绿孔雀野生栖息地的漫长“保卫战”迎来了最终大结局。

时间往前推9个月，2020年3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云南绿孔雀” 公益诉讼案作出一审判决：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新平开发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基于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下的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项目，不得截流蓄水，不得对该水电站淹没区内植被进行砍伐。

宣判后，双方均提起上诉。12月3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至此，经过多方努力，在云南红河支流绿汁江的河谷边的热带季雨林之中，极度濒危的野生绿孔雀们，得以继续拥有它们的栖息地。

半年后，同样是在云南。一群北上的象群再度引起了公众对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关注。人们发现，除了那些界限分明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在当下对于“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这一议题同样有重要价值。

“绿孔雀栖息地” 与“水电站” 之争

“云南绿孔雀” 野生动物栖息地公益诉讼案结束后，很多人把顾伯健视作保护云南绿孔雀的“吹哨人”。但是，每当回想起这些年来的每一步，如今作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的顾伯健，认为这是许多个偶然和意外推导出的结果。

如果没有多年前导师路过时瞥见的那一片森林，如果研究生物多样性的顾伯健没有“观鸟” 这一爱好，如果没有当地村民的偶然闲聊……或许后来有关保护野生栖息地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2013年11月，就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步入冬天之际，云南绿汁江岸边的森林里依旧温暖如春。这条红河的支流，从楚雄州武定县猫街镇干沙沟村起步，全长近300公里，江水红得有些浑浊。两岸山林耸立，风光或雄伟或秀丽。每年5月至10月，是这里的雨季。而进入11月，江水慢慢变缓。

即便如此，顾伯健第一次去绿汁江畔的一处热带季雨林开展研究时，略显湍急、水位漫至腰部的江水，还是险些将他冲走。“我和另一位老师，我们每天进入森林前，都要从江水里趟过去。第一天水挺急，后来才越来越缓。”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顾伯健回忆起当年的细节。彼时，顾伯健是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研究生，在自己导师的提议下，前往当地的热带季雨林进行森林植被的研究。

大概在十多年前，顾伯健的硕士生导师从楚雄坐车，沿着绿汁江而下。他在途中意外地发现，在距离昆明这样的大城市不远的地方，居然还有一块生物多样性如此完好的热带季雨林。这件事在当时产生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十几年之后他依旧记得这一块地方。于是，顾伯健带着导师的记忆，沿着绿汁江找到了那里。

站在江的对岸，根据导师之前的描述，顾伯健一眼认出了那片雨林。彼时他还没意识到眼前的森林不光是自己的研究场域，还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一直在脑海中萦绕的地方。

一开始，顾伯健和同行的老师一道，每天穿过绿汁江，进到这一片热带季雨林。哪怕在北半球的11月，季雨林里依旧干热。按照常规的研究方法，顾伯健选取一片样地，然后沿着一棵棵树木仔细看过去，开始自己关于群落结构与物种组成的研究。

每天完成计划好的研究任务后，顾伯健便回到附近的村子里休息。作为一名鸟类爱好者，顾伯健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喜欢和当地人聊起本地的珍稀鸟类，这一次也没有例外。

于是，就在研究刚开始没几天，顾伯健在与村民饭后的闲聊中得知了一个消息：当地人告诉他，季雨林里面有一种“老孔雀”。根据老乡的描述，结合自己的知识储备，顾伯健初步判断他们所说的“老孔雀”，就是极为稀有的绿孔雀！尤其是第二天，负责带顾伯健进入热带季雨林的向导，拿来了两根羽毛，进一步印证了他的猜想。“当时知道这个事情，又兴奋，又意外。” 顾伯健告诉《新民周刊》。

为什么绿孔雀的存在，令人如此兴奋？其实，人们在城市动物园中常见的孔雀，往往是蓝孔雀。它们引进于印度、斯里兰卡等地，并不是我国的“土著”。绿孔雀，才是原生于中国的孔雀。东汉乐府诗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描述的，便是绿孔雀。

不过，说是“绿”孔雀，但它的色泽从来不单调。以雄鸟为例，如果从远处看去，它的头顶耸立着一簇镰刀形冠羽，中央部分为辉蓝色，围着翠绿色的羽缘。后颈、上背和胸部是金铜色，羽基是暗紫蓝色，另外还有翠绿色的狭缘，形成鳞状斑。

虽然外表华美的绿孔雀在华夏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历史上人类农业活动一直威胁野生绿孔雀的栖息地。随着农民改种甘蔗、柑橘等作物，绿孔雀食物逐渐减少，加上捕猎与用农药包衣种子，绿孔雀惨遭猎杀毒杀，栖息地生境不断消失。

如今，野生绿孔雀的生存现状无法让人乐观，已经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将其列为濒危种，而昆明动物所等单位2014年至2017年的调查显示，野生绿孔雀的数量可能不到500只，“比大熊猫还要稀有”。

鉴于绿孔雀的濒危程度，顾伯健当年没来得及高兴太久。因为伴随着当地有绿孔雀出没的消息，老乡同时也告诉他另一件事：绿汁江汇入干流后，便被称为戛洒江。这条江上，一座水电站正准备建立。一旦水电站落成，整个河谷将会被淹没，这片野生绿孔雀的最后栖息地，自然将不复存在。

从那次研究结束，离开绿汁江之后，这件事便一直留在顾伯健的脑海中。他知道阻止水电站修建对于这一片绿孔雀野生栖息地的意义，为此曾多方反映，但收效甚微。

2016年，水电站传来动工的消息，顾伯健一度觉得自此不再有希望。没想到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17年3月。绿汁江河谷的绿孔雀栖息地，引起了云南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注意。“云南人印象中孔雀很普遍，连我这个野生动物摄影师都是这种感觉。” 虽说早在2000年，他也曾拍到过绿孔雀，却没引起过多关注。

“忽视绿孔雀这么多年了，感觉自己非常失职，只能努力弥补。”奚志农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从那时起，他开始四下呼吁，保护野生绿孔雀“最后一片完整栖息地”，并联合“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给当时的环境保护部发出停建水电站的紧急建议函。

就在多方开始为保护绿孔雀栖息地行动起来的同时，顾伯健也在2017年回到了之前来过的热带季雨林。这一次，他在森林之中听到了绿孔雀的叫声。“声音很高亢，很洪亮，传得很远。”虽然还是没亲眼见到这种宝贵的野生动物，但这一次绿孔雀显然离他更近了。

同年7月，“自然之友” 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水电站建设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为由，把“新平公司”、总承包方及受托编制环评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最终，经过4年多时间的“长跑”，这一起公益诉讼案件迎来结局。不仅仅是戛洒江一级水电站建设被停止，更重要的是，其在审理中突破了过往“无损害即无救济” 的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至损害结果发生之前，避免了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或进一步扩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条‘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重要体现”。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称。

对此，顾伯健向《新民周刊》进一步解释：“这是我国第一例野生动物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之前很多都是野生动物栖息地被破坏了，相关民间组织再去打官司，已经来不及了。这次是在水电站截留之前，所以是预防性的。它证明了这条保护路径的可行性。”

什么是“野生动物栖息地”？

绿孔雀与水电站的矛盾告一段落，而2021年4月下旬开始的云南象群“出走”，再次把野生动物保护引入到公众视线中。

网友们像“追剧” 一般，每天关注着象群的最新动态。伴随着这些动态，有关专家提及的“亚洲象国家公园” 也反复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云南省林业部门就开始规划，准备申请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为这一物种的保护作长远打算。

至于设立国家公园，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依次开展科学考察、社会影响评价、方案编制等基础性工作，然后报主管部门审定，经国务院批准后设立。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经完成了首批10个国家公园试点。

那么，对于广大野生动物而言，“栖息地”、“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 这三个概念，分别意味着什么？

顾伯健告诉《新民周刊》，“野生动物栖息地” 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区域，从字面上看就是野生动物集中栖息的地方。“野生动物栖息地目前被写进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但相关法律并未界定这些栖息地的范围。实际上也难以界定，因为野生动物往往会活动，因此栖息地的范围也不会一成不变。”

相反，无论是国家公园还是自然保护区，是人为划定的区域，都有明确的界限。“可以理解为，野生动物栖息地不一定在国家公园或者自然保护区里面，但后两者一定是某些野生动物栖息地。” 顾伯健说道。

如果以亚洲象国家公园为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谢屹此前在采访中提到，亚洲象国家公园的设立，会加强亚洲象栖息地的连通性，这些栖息地的生态容量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显然，野生动物栖息地“更接地气”，它们一直存在。而范围往往更大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通常会将一些野生动物栖息地吸收进来，其存在的意义并非只保护某种野生动物，而是一片区域里的生物多样性。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重点

在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上，除了彩云之南的绿孔雀和亚洲象，贵州的金丝猴、西藏的藏羚羊、巴蜀山区的大熊猫，以及海南的长臂猿，这些平日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都拥有自己的栖息地。

巴掌大的“瓜子脸”，头“戴” 黑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在长臂猿家族中不仅“颜值” 很高，还因鸣叫动听被誉为“雨林歌王”。海南长臂猿是全球现存数量最少的灵长类动物之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定为“极度濒危”。

在中国林业部门、野生动植物保护组织等不懈努力下，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40年前的仅存两群不足10只，增长到5群33只，居住空间也不断拓展。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统计，截至2020年，全球20种长臂猿中，仅海南长臂猿的种群数量保持稳定并实现缓慢增长。这一成绩的取得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南长臂猿及其生态栖息地保护密切相关。

在采访中，顾伯健也谈到了如今国内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现状与未来。在他看来，政府林业部门如今依旧是参与保护的主体，而民间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对于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前期本体调查是第一步，即所谓‘摸底’；然后到科学监测、长期监测，从而能够制定相应的保护和管理策略。以最近的亚洲象群为例，大象目标庞大，比较容易被监测，但更多的野生动物是隐蔽而低调的，这就更凸显出监测的重要性。”

2021年是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40周年。40年来，中国坚定履行公约义务，积极推进履约行动，有效保护了85%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无论是客观存在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还是人为划定的国家公园，我们设立或保护它们，目光应该更长远，因为这是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