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6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拍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进驻天和核心舱的画面。

右图：在中国空间站，需要航天员操作的界面都使用中文。

下图：2017年，德国航天员马天与意大利航天员萨曼莎在山东烟台集训。

上图：1975年2月，苏美两国宇航员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敦林登·约翰逊航天中心的基地进行训练，为即将进行的联盟-阿波罗对接测试计划做准备。

撰稿｜非　虫

就中国方面来说，对航天国际合作，中国的态度始终开放。2015年，中欧就载人航天领域合作签署协议，明确中欧双方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2018年5月，中国正式宣布，中国空间站合作项目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欢迎世界各国积极参与。

“祝贺中国，作为一名普通的阿根廷人，我盼望阿根廷和拉美其他国家的宇航员有朝一日也能入住中国的空间站。” 这条署名乔治·比顿的跟帖，是6月17日新华社西班牙语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神舟十二号发射成功消息后，拉美地区许多跟帖之一。

当天，新华社的帖子就获得超过十万浏览量，获得点赞1700多次。跟帖中，有称“中国真牛”，亦有称“恭喜中国”。而寻求合作之声，则不仅仅由普通网友发出。面对来自中国的新华社记者，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大学太空项目”负责人何塞·弗朗西斯科·巴尔德斯称，期待中国能在未来进一步推进航天领域国际合作。

空间站多了新语言

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已经展开。譬如中国与巴西在过去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曾多次合作研制地球资源卫星，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卫星技术支持。而2020年11月，10颗阿根廷卫星逻辑公司研制的遥感小卫星搭载中国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前往浩瀚宇宙，则扩大了中国与拉美进行航天合作的范畴。

在巴尔德斯看来，随着神舟十二号的升空，中国空间站的吸引力进一步展现，将为全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尔德斯说：“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学习，学习他们探索太空、发展自主技术的热情。”

爱学习的不仅仅是墨西哥朋友。目前，3名来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航天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学习中文，目标是从2022年开始登上中国空间站。在神舟十二号发射升空后，意大利航天员萨曼莎·克里斯托佛蕾用中文接受采访的一段视频火了。她说：“这是一个机会，中国航天员和欧洲航天员，在中国一起训练。我们的团队合作很顺利。” 萨曼莎·克里斯托佛蕾披露，她和同伴、德国宇航员马提亚斯·毛瑞尔曾和中国航天员伙伴在山东烟台一起训练。训练项目包括海上救生等，也包括学习中文。

毛瑞尔则称，能和中国航天员一起训练，住在同一幢楼里，一起分享食物，感觉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而一旦毛瑞尔真的有机会进入中国空间站，那种住在同一个空间、一起分享食物、一起说中文的感觉一定会重来。克里斯托佛蕾、毛瑞尔一定预见到了这一点——从央视画面中能够看到——天和核心舱操作台界面是全中文的。

就连中国台湾地区媒体中时新闻网都注意到这一点，编发了一则消息——《天宫启动新兴太空语言，外国航天员加紧学中文》。文章写道：“全世界所有的天文与太空科学爱好者，对于各种太空科学影片中的受访者使用英文与俄文受访已相当习惯。不过自从中国启用了空间站之后，国际空间站又可能在数年之后退役，有关太空科学的国际媒体与网络论坛正在议论纷纷，许多国家的航天员除了原先的英文与俄文之外，早已开始加码学习中文，否则上了中国空间站会连操作界面与作业手册都看不懂，也不见得能跟中国航天员沟通。这些有关全球航天员学中文的现象，让许多大陆与海外华人忍不住感到自豪与骄傲。”

在中国的三名航天员进入天和核心舱后，正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法国在轨航天员托马斯·佩斯凯发了一条推特：“随着中国将三名航天员送去他们的空间站，本周太空人口增长了43%。太空飞行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鼓掌）。我能想象他们仨从轨道欣赏他们首都北京和天津景色的样子。” 他还配了一张从太空俯瞰地球的图片，可以看到地球上的“万家灯火”。

佩斯凯是在4月23日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乘坐SpaceX飞船出发，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为期六个月的“阿尔法” 任务的。这是他第二次前往国际空间站，并将担任一个月空间站站长。这也是欧洲航天员首次担任这一职务。目前国际空间站共有7名航天员：美国3人、俄罗斯2人、法国1人、日本1人。

已经与美、俄的国际空间站合作的欧洲航天局，为何要寻求对华合作？除了国际空间站即将退役以外，欧洲航天局自身独立发展空间站的步伐举步维艰也是一大因素。要知道，欧盟成员国与欧洲航天局成员国并不完全重叠。譬如英国，已经退出欧盟，却仍是欧洲航天局成员。这就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太空计划带来较大麻烦。尽管当地时间6月22日，欧洲航天局宣布启动“欧盟太空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到2027年，欧盟27个成员国和英国将深化在卫星导航、地球观测、空间态势感知和安全通信等领域的投资。可“欧盟太空计划”148.8亿欧元（约合1149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大约只能助力开发下一代欧洲卫星导航系统伽利略，并扩大其监测地球状态的哥白尼—哨兵航天器的范围和能力。至于欧洲自身独立发展空间站的可能性，目前并不大。按照现任欧洲航天局局长约瑟夫·阿施巴赫的说法，“相比美国和中国蓬勃的太空计划，欧洲正在落后”。

就中国方面来说，对航天国际合作，中国的态度始终开放。2015年，中欧就载人航天领域合作签署协议，明确中欧双方参与对方的航天员训练活动。2018年5月，中国正式宣布，中国空间站合作项目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欢迎世界各国积极参与。

美俄太空合作缘由

然而更早之前，当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的时候，随着苏联解体，美国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空间站对接成功之时，美国并不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航天员进入这一合作项目。

早在1975年，美国的阿波罗飞船和苏联的联盟号飞船曾在太空进行交会对接测试。从那一时期开始，从硬件上说，美苏就有能力进行太空领域的合作开发。然而，20世纪70年代末和之后的整个80年代，冷战正到了关键时刻。美俄太空合作，只开了个头，就戛然而止。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美国总统里根部署的“星球大战” 计划，哪还有半点与苏联合作的影子？

到了苏联解体，美国之所以回过头来寻求与俄罗斯方面的合作，原因何在呢？难道美国当时自己没有能力建设一个类似后来的国际空间站的空间站吗？有种说法是——“美国希望通过合作建设空间站的方式向俄罗斯航天机构输血。防止这些航天工程师和科学家因为经济窘迫而去其他国家。因为这些人去其他国家，就不是航天工程师了，就是导弹工程师了。” 至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起步十余年的时期，尽管坊间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这样的揶揄，可中国科学家的生活质量总体上是稳步上升的。而中国的航天技术、导弹技术，在当时的美国看来是不足为虑的。这种情况下，美国自然不愿意在航天领域与中国合作。美国可以找欧洲航天局，或者日本、加拿大等“小伙伴”，来培训他们的航天员，以证明国际空间站是在谋求国际合作的。但美国一定不愿意有潜力在航天领域超过自己的国家加入到合作进程中来。

2003年，当神舟五号发射升空，杨利伟成为中国首位“太空人” 的时候，美国更坐不住了。美方不仅禁止与中国进行空间站合作，2011年4月下旬，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增添了禁止美国同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两条：美国宇航局和白宫科技办公室“不得使用联邦资金同中国或中国所属公司就太空项目进行任何方式的合作或协调”；“禁止宇航局接待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访问人员”。

2015年，当中国的神舟系列飞船已经五次进行载人航天发射以后，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的约翰·罗格斯登如此说：“中国已成为将公民送入轨道的第三个国家，表现确实不错，但其目前的载人航天仅相当于美国50年前的水平。中国可从美国学到很多。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与中国太空合作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上的，而非技术上的。”当时，罗格斯登就称，中美之间进行太空领域的合作，不是不可能，然而，此种合作的第一步，“就该白宫与国会合力取消当前对此类合作的不明智限制”。

很遗憾，罗格斯登所说的由美国最高决策层来取消中美太空合作限制的愿景，并没有实现。反倒是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在各个领域围堵、遏制中国。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进入国际空间站的可能性愈发变得渺茫。

当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国家安全事务的琼·约翰逊·弗里兹曾预言：“在太空领域对华接触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不愿接受中国参与国际空间站合作，从而不必要地让人觉得美中在进行太空竞赛，且美国会输掉。拒绝中国参与，至少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另起炉灶，自建空间站。”

如今，弗里兹的预言成真。不知道美国方面是否有人记得弗里兹所言的后半部分：“那些阻止与中国太空合作的人给出的理由，往往与太空或国家安全无关。相反，是出于对其他领域比如人权方面的不满。可要看到，这些孤立中国的举动，有些还对美国的利益产生了明显适得其反的效果。”

该有怎样的合作与竞争

早在2015年的时候，时任欧洲航天局局长让·雅克·多尔丹就力主中国加入国际太空活动。从那时候开始，中欧航天合作就逐步有进展。

2016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与联合国签署《利用中国空间站开展国际合作谅解备忘录》，商定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为各国提供科学实验机会，并为他国航天员或载荷专家提供在轨飞行机会。2018年5月，中国方面与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共同举办中国空间站国际合作机会公告发布仪式，盛情邀请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利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作。中方表示，中国空间站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世界，中国愿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其打造成全人类在外空共同的家，让其成为增进互信、互利互惠的典范，让外空成为促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新疆域。此举受到各方热烈欢迎，踊跃提交合作项目申请。经过有关方面筛选确定，来自瑞士、波兰、德国、意大利、挪威、肯尼亚、日本等17个国家的9个项目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空间站科学实验首批入选项目，涉及空间天文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与燃烧科学、地球科学、应用新技术、空间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等。

2019年，欧空局宇航员中心主任德维尼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我们欧洲人认为，太空探索必须在合作的框架下实施。太空是一个‘开放的领域’，自然会带来合作，即便是在冷战年代，美国的阿波罗飞船也曾与苏联的联盟号飞船开展过对接任务。”

冷战年代，美苏之所以要寻求合作——一方面，苏联意识到当时自身在航天领域是落后于美国的，与美国的合作有可能缩小自身与美国的差距；而美国方面则觊觎苏联的飞船制造能力。美苏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都在寻求率先登上对方的太空舱——一边在开会时说着“自己人”，一边互相提防。

对于一直力主与中国合作的多尔丹来说，他曾经被记者问到过一个问题：“美高科技出口的《国际武器贸易条例》(ITAR)阻碍了中美间的航天合作，欧洲方面如何看待？”多尔丹答道：“我非常乐于回答此问题，但我不打算对ITAR问题发表任何评论，因为那属于美国内政，我不能也无权干涉美国内政。我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空局所有合作伙伴申明这样的立场，即欧空局向所有国家、机构敞开合作的大门，来者不拒。因为我坚信，航天合作是全球层面的，不应也不能排斥任何人。欧空局敞开合作大门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合作双方的知识产权，遵守游戏规则。知识产权的问题不仅美国存在、中国存在，更在欧洲航天局的各成员国间存在。我每天都在和各成员国围绕知识产权问题打交道。与此同时，我认为，合作和竞争并不冲突，但参与竞争的各方应遵循竞争规则，使其规范有序。”

按照多尔丹的理解，人类太空的合作与竞争，无非在规则之下进行，共同谋求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