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博物馆谢塘分馆。

走进“谢晋片场”，导演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谢导喜欢喝酒，喜欢热闹。

谢晋与刘晓庆在《芙蓉镇》拍摄现场。

《天云山传奇》工作照，左二为谢晋左三为副导演黄蜀芹。

对谢晋这一代电影人来说，电影就是艺术创作，他们不会考虑经济上的得失，谢晋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电影世界之中。

记者｜何映宇

今年是谢晋导演的百年诞辰。

1923年11月21日，谢晋出生在浙江上虞谢家塘镇的宋景畈村（今为晋生村），他是上虞“东山之子”。在上影，他执导了《红色娘子军》《女篮五号》《牧马人》等众多经典电影，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艺术家。

5月10日，由上影集团牵头发起的纪念谢晋百年诞辰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作为八大纪念活动中的“第一站”，上影集团与上虞区携手举办“上影走亲上虞话谢晋”活动，以信文、诗歌等连结两地情缘，共忆谢晋导演。上海电影博物馆谢塘分馆揭牌仪式也于5月9日举行。

在谢晋导演生前，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曾担任谢晋的教学助理，2023年6月16日，石川策展的“赤子之心：谢晋百年诞辰纪念特展”，在上海电影博物馆开展。

追忆谢晋百年，往事历历，涌上心头，谢晋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

“我叫石川”

1995年，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提议创办上大影视学院，全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钱伟长主张跨界，希望把电影的艺术和技术打通，于是就给学院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钱伟长对学院的期许很高，想要把学院办成国际的一流影视学院，想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担任学院领导，于是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谢晋导演，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可是当时，1995年的谢晋正在筹拍电影《鸦片战争》，忙得不可开交，他并不是很愿意来上大任教。钱伟长一再发出邀请，非常诚意地请他来，谢晋才答应担任上大影视学院院长，后来上大给谢晋配了一个执行班子，以减轻他在学校工作方面的压力。

当时在上大任教的石川和谢晋相识是很偶然的。有一次，两个美国的学者来中国访问。他们得知谢晋要拍《鸦片战争》，就向上大提出要求，能不能采访谢晋。上大就同意了，安排了见面采访。可是当他们来了才发现，现场没有安排翻译，紧急叫来石川，让他来现场翻译。石川一点准备都没有，却很好地完成了翻译工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见，石川给谢晋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对学院领导说：“学院那个小孩还挺不错的。”

学院领导则对石川说：“以后谢导方面的工作就你去联络吧。”

好印象是好印象，可是一开始谢晋连石川的名字都记不得。他问了石川无数次：“你叫什么名字？”石川说：“我叫石川。”中国现代电影史上不是有一位著名导演就叫张石川吗，谢晋问他和张石川有没有关系？石川说没有：“他姓张，我姓石，怎么可能有关系？”

之后，中国影协给石川安排了一个任务：整理撰写上影厂老厂长徐桑楚的口述自传。这个过程中，谢晋好像就记得他是谁了。有一次，他给石川打来电话，骂骂咧咧：“石川，你这两天跑到哪里去了？老厂长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他马上去见徐桑楚，在路上他就想：谢导居然记得我是谁了。

那时候，谢晋在上大带硕士生，搞影视制作，前两届都招了两个学生。但是他当时的状态，又不可能带学生，石川那时候已经博士毕业了，有资格可以带研究生。于是，他就担任了谢晋的教学助手，帮他带学生，两个人开始接触并不是很多，一来二去就熟了。之后谢晋公司里的一些业务石川也帮着做，他的儿子谢衍要给父亲编电影选集，电影行业的人对出版这方面不是很熟悉，不知道怎么编法，就来找石川。石川说我可以啊，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他找来学生，校订文字，很快编成了《谢晋电影选集》。

“我提出的一个想法谢导很满意，”石川对《新民周刊》记者说，“就是每个剧本后面附一篇学者的评论，我去约了对谢晋比较了解的学者来撰写评论，这套书在上海书展上销售得也很不错，谢导很满意。自那以后，谢导对我就更亲近了一些。什么事情他都会叫上我。他要去和谁吃饭、喝酒，都会叫上我。”

打造谢晋纪念馆

2005年，中国电影一百年，北京建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方面提出来，希望谢晋把一些历史资料捐献给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他很高兴，很兴奋。但他的儿子谢衍不愿意，石川记得当天晚上，谢衍就给他打电话，说这可不行，怎么能让老爷子把这些东西都拿到北京去呢？我们要搞就在上海自己搞一个。石川就把这个情况跟上大的领导汇报了，说他的家里有这样一种意愿。上大领导表示，那我们学校就来操作这个事情好了。

这件事情落到石川的头上。一开始找不到房子，要建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至少要有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但是当时上大的房子很紧张，只能先收集谢晋的一些物品。这样过了三年，2008年谢晋突然去世，上大领导着急了，问为什么谢晋电影艺术馆这么长时间还没建成？是怎么回事？石川向领导说明原因：主要是没地方，找过闸北区，也找过其它地方，但都没有谈成。上大就拨了半层教学楼。2008年年底，他们着手做具体的建馆工作，名字改为“谢晋纪念馆”。

从那时候开始，石川一直在做谢晋的研究。他的电影公司当时留下来的服装、道具，他拍片时的档案、剧本、来往信件，从库房里一点一点转移到上大。石川带着几个学生，就像考古队一样，搜集整理这些谢晋的遗物。没做多久，谢晋纪念馆就开馆了。这是中国第一个谢晋电影艺术馆。

2012至2013年，石川负责新建上海电影博物馆的策展工作，等到2013年回到上大的时候，领导都变了。他当时最大的担心是这个馆能不能维持下去，运营经费等各方面都是问题。于是当时他想把这些馆藏都搬到电影博物馆去。他跟当时上影集团总裁任仲伦说了想法，任仲伦当然同意，这等于是天上掉馅饼。

2013年也是谢晋诞生90周年，他们就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办了第一个谢晋纪念展，展名“生命的燃烧”。本来按照博物馆的操作，它应该是个临展。既然是临展，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展完会撤。结果那次谢晋临展之后，反响特别好，市里领导来看之后，说：“这个展不错，我希望这个展能一直保持下去，你们就不要撤展了。”于是，这些展品就成了上海电影博物馆的常设展。

谢晋的严厉与细腻

石川认识谢晋的时候，他已经73岁了，在石川的眼中，他像个老顽童一样。谢晋的个性特别外向，他喜欢喝酒，喜欢热闹。

谢晋去世之后，在龙华殡仪馆举办告别仪式，他们坚决反对用哀乐，最后选了一支比较抒情的曲子。在他们的记忆中，与谢晋在一起的日子是欢乐的。谢导越老，他的童心就越焕发出来。他有时候会发火，在正常人看来，这些事都是芝麻绿豆的事。2007年夏天，他们在上海书展上签售《谢晋电影选集》，那时候还没有扫码付款，结果在付款的盒子里发现了三四张100元面值的假钞。一般人也就算了，谢导不行，他气得不得了，要报警。“我们说金额这么少，而且到哪去找到付假钞的人？”

他就骂：“你们就是软弱可欺！就是没有正义感！”

他们回呛他：“那谢导你想怎么样？”

谢晋说：“我要打入这些坏人的内部，破坏他们的组织，将他们一网打尽。”

众人哄堂大笑。

石川听谢晋女弟子黄蜀芹说，谢导以前是个非常严厉的人，对他的学生和摄制组的人非常严厉。他们拍《啊，摇篮》的时候，第二天要拍大部队进军的戏，有几百个群众演员要穿解放军的军服。前一天他检查军服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延安的军服你们怎么弄了塑料的扣子呢？这也太假了。这不行！摄影师说算了，明天就要拍了，扣子谁会注意？谢晋说不行，你们今天不要睡觉了，连夜改过。于是，他们连夜将塑料纽扣拆下来，重新钉上木扣子。黄蜀芹当时当谢晋的副导演，“我当副导演又没干什么正事，一是管牲口，管驴，二是钉扣子”。

想想，黄佐临的千金，去管驴子。

谢晋那一代人，他们的想法，和现在的这一代人完全不一样。他对拍片现场有他的要求，非常严厉，容不得半点虚假和错误。拍《天云山传奇》时，仲星火和王馥荔演一对夫妻，是地委组织部的正副部长，在一间办公室内办公。拨乱反正的时候，有很多平反材料交到地委组织部，看他们两个人的桌子就不一样。仲星火的桌子上非常干净，而王馥荔的桌子上堆满了卷宗。这样的道具摆设，其实反映出这两个人对待拨乱反正的态度。仲星火演的肯定是消极的，而王馥荔所饰演的显然在认真地处理冤假错案。从观众的角度来看，这已经很细致。可是谢晋说不行，还得在桌子的玻璃板上再铺上一层淡淡的灰尘，这灰尘还不能是陈年老垢，就是很淡很淡的一层灰。负责道具的人觉得这很难做出来，就没有做。谢晋很生气，问他：已经交代你了，你为什么不做？对方说没有必要，也拍不出来。

谢晋怒了，说：“你懂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要说明这个人不关心平反工作，他自己跑出去疗养了，至少有两个星期没有在办公室上班了。”大家一听，恍然大悟。

谢晋就是能细致到这样的程度，让剧组里的人非常抓狂。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技术手段，该怎么做出灰呢？后来他们想了一个办法，用细筛将土筛得很细，归拢在纸里，用嘴轻轻地吹，让土浮在空气中，慢慢落到玻璃上。

人到晚年，谢晋有很强烈的焦虑感，他知道自己老了，时不我待，他想拍片，可是没有人给他投资。

他晚年始终困在这种焦虑感里面，就像一只狮子在囚笼之中。进入新世纪之后，整整8年，他什么也干不成。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给他投资了。后来他都出现了幻觉，他经常在办公室看见我们做事慢条斯理的就生气，说：“你们快一点吧！我明天就要走了！”

人们说：“你要上哪去啊？”

他说：“我明天要去拍戏了呀！”

而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此时的他已无戏可拍。现实是如此冰冷，他的焦虑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

将角色带入生活

对谢晋这一代电影人来说，电影就是艺术创作，他们不会考虑经济上的得失，谢晋完全沉浸在他自己的电影世界之中。

他拍戏，下午三四点钟就收工了，回到房间，他先倒头休息，睡上40分钟，起床之后，晚上7点钟，他要开一个创作会议。明天要拍戏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到他房间里开会。

“明天那场戏你什么想法？你说说。”谢晋问演员。

一般演员至少要拿三个方案出来。谢晋要是不满意，演员还得回炉重新想过。因此，他有了一个外号——“榨汁机”。

但就是这种“榨汁机”般的工作方法，激发演员最大的潜能。

石川举了一个例子。拍《芙蓉镇》的时候，他们去湘西体验生活，在粮站的宿舍里住，吃饭在职工食堂搭伙。谢晋就要求剧组里的演员不能和他们的职工在一起吃饭，他对演员们说：“你得想想你的角色是怎么吃饭的，就是说你得把你的角色带到你的生活中去。”

谢晋看见饰演王秋赦的祝士彬：“你不是个二流子吗？二流子有你这样吃饭的吗？”

祝士彬想：王秋赦怎么吃饭呢？我又不知道。

他不免也有些苦恼，怎么办？没有灵感，他到镇上闲逛，正好碰到个疯子，他想王秋赦在片子里最后不也疯了吗？不如我就从这个疯子入手，看这个疯子在生活中是怎么样的。

于是他天天跟在这个疯子背后。过了几天，他又回到食堂，人们看到他拿着一个从农民那里找来的破海碗，撅了一根树枝，一分两半，当成筷子，蹲在路边，呼噜呼噜学疯子的样子吃面。

谢导看到了，什么也没有说，但看得出来，应该是满意了。

这是谢晋的要求，也是他的方法，即将角色带入生活当中。后来的电影证明，祝士彬演的王秋赦非常成功，得了第1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部电影也非常成功，这是谢晋的成功，也是谢晋方法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