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需要更多理工科人才

上图：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展厅一角。

右图：领衔修复《天禄琳琅》的首席专家朱振彬正在工作中。

左图：叶鸣在修复《河南府志》。 摄影/姜浩峰

在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以后，古籍保护工作成为公众愈发关心之事。目前我国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究竟如何？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呢？

主笔｜姜浩峰

“相比偌大的馆藏，图书馆能实际参与古籍修复的人员仅有8人，古籍修复速度远远赶不上古籍折损、老化的速度。”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专家刘冰近日对外如此披露。相关报道甚至称，“一座辽宁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就需百余年”。

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更是公布了较为全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尚有1000多万册古籍没有得到有效保护。虽然古籍专业修复人员从2007年的不足百人，发展到目前的1000余人，但面对大量需要修复的珍贵古籍，仍觉如同“蚂蚁搬山”。

在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以后，古籍保护工作成为公众愈发关心之事。目前我国古籍文献保护工作究竟如何？有哪些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呢？

摸清家底与多藏善本

张志清所提及的2007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主导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重大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始之年。此前一年，当时的文化部委托国家图书馆进行古籍工作初步调查。调查显示，古籍底数不清，大量古籍亟待修复。可当时不仅古籍专业修复人员少得可怜，更加之科研能力与水平与世界先进有很大差距。

从2007年开始对全国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全面普查，至2016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该计划共完成全国1218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普查登记工作，普查登记数据达200余万条。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西藏、新疆等地边疆民族地区的古籍普查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庙宇全面启动古籍普查登记。

自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5月在国家图书馆挂牌成立开始，陈红彦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作为该中心办公室主任和国家图书馆古籍馆馆长，她回忆这15年来的点点滴滴，有不少难忘之处。譬如2007年底，全国古籍普查专家组赴华东督导时，意外获知一位加拿大华侨藏有一册《永乐大典》。“接洽上对方后，最终发现，此册《永乐大典》尚保留明代包背装，前后书衣完整，内容为‘模’字韵‘湖’字册。”陈红彦说，“令人惊喜的是，国家图书馆恰好存有此本的前、后各一册，此册的发现，使‘湖’字部分内容前后相缀、更为完善。”

随着民众对古籍保护的了解逐步普及，发现珍贵古籍的信息也不断传出。陈红彦办公室曾接到过来自江苏的一个电话。“电话的那头述说着一个故事，民间有清代阮元《十三经注疏》的一部分稿本，藏家不了解古籍的意义，有带出国门的想法。打电话的是藏家的亲戚，希望把重要的藏品留在国内。”陈红彦说，“接到电话，我马上联系善本部的同事，在入藏前鉴定决策的时候，馆外专家杨成凯先生激动地说，国家图书馆当然要收呀，这种藏品都不收还要收什么？于是藏品安然留在境内，北大学者刘玉才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增强了更多人对其意义的认识。”陈红彦印象较深的，普查中还在民间发现了稀见的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金陵胡承龙刻本《本草纲目》、南宋宝祐元年（1253）刻本《五灯会元》等等。

系统工程打持久战

在一步步摸清古籍数量的情况下，陈红彦透露，“15年间全国有370万余叶古籍完成修复，社会关注和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2022年初，国图馆藏“天禄琳琅”修复完成成为近年古籍修复领域一件世所瞩目之事。“天禄琳琅”系清乾隆皇帝将皇宫各处藏书中宋、金、元、明版旧书进行择选，掇之菁华置于昭仁殿而成的重要藏书。随着清末国势衰微，这些书几经坎坷，磨难频生。其中，火、盗、兵、蠹，致使藏书大量损佚，664部中已有近60部不见影踪。特别是末代皇帝溥仪曾以赏赐伴读的名义将其中一些书运出宫外，外加臣子借溥仪退位之机巧取偷换。更严重的是伪满时期，一批“天禄琳琅”运到长春，长达14年的时间竟然没有任何防潮、防蛀措施施加。好在这批书中的幸存者几经聚散大都已收归公藏。系统摸底的结果显示，国图馆藏“天禄琳琅”279部中，宋、元刻本占比较大，并且保存着《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最为珍贵的大部分古籍，其中不少孤本。但这些书许多有着各种“老年病”——絮化、酸化、虫蛀、霉菌……；还有硬伤——多次辗转、保存不当造成的损伤，使一些书成为无法翻看的“书砖”，有些则严重酸化成“掉渣饼”的地步。

2013年开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历时八年余，以持久战的方式，终于完成修复工作——其中较早的元刻本修复后，在标准的存藏条件下，再保存200年没有问题。

上海一直以来是古籍保护与修复的重镇。不久前修复馆藏《瀛环志略》之事，也一如国图修复“天禄琳琅”一般，系完成了一个系统工程。《瀛环志略》作者为清朝名臣、学者徐继畬。内容主要是介绍世界地理、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等，为中国最早自编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之一。以如今的眼光来看，似乎《瀛环志略》所反映的地理内容略显简单、粗糙，一大原因是这部书的原始材料大多来自当年西方各种版本的地图册。但其地图描画勾勒基本准确且数量多，语言上又不失生动，譬如描绘世界地形：“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描绘美洲的形状：“北土形如飞鱼，南北似人股之著肥裤，中有细腰相连。”描绘意大利：“斜伸于地中海，似人股之著屐者。”上海图书馆所藏《瀛环志略》为首次刊刻于福州的版本，是馆藏中最早的一个本子，尤为珍贵。尽管总体体量比“天禄琳琅”小很多，但2022年3月，上图启动《瀛环志略》修复工作时，仍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文献保护修复部主任张品芳领衔，作为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带领青年修复师吕迎吉、陈茜、张舒组成团队，历时一年多，才完成此次《瀛环志略》之修复。

需要怎样的新鲜血液

为了解决古籍保护人员匮乏问题，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不断举办各类培训班。在陈红彦看来，当年参加过培训班的不少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各单位的骨干。

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张品芳回忆，古籍修复师行业，早期主要是以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21世纪开始有学校开设古籍修复专业，比如金陵科技学校。而此后，行业进入的学历门槛提高了，比如上图就要求入行者拥有本科学历。可当时各大院校并没有古籍修复专业设置，只能从历史、文博等专业的毕业生中招人。新进人员仍需要从头跟着老师傅学手艺。就国图披露的信息来说，譬如参与“天禄琳琅”修复工作的山东姑娘崔志宾，就是从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图工作的。相关报道也提到，崔志宾后来回忆，参与到“天禄琳琅”修复工程，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且不轻松。2015年，崔志宾拜组里的古籍修复专家、全国技术能手朱镇彬为师，对“天禄琳琅”中的《丹渊集》进行修复。面对已经严重粘连成“书砖”的《丹渊集》，崔志宾从学着选配修复用纸、对修复纸张的再加工到逐步修补那些残破书叶……逐渐找到了古籍修复的门道。

提及院校古籍修复专业的设置，张品芳向《新民周刊》记者回忆道，2008年，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正式开设。在首届学生毕业前一年的一段时间里，张品芳曾经应邀前往授课，主要教古籍修复课程。至今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这“首届学生”本科要读五年才能毕业，因此她前往授课的时间是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后来该专业改为四年制本科；且该专业主要涉及书画修复，由上海博物馆的老师授课。“我的感觉是，当时学校方面想要开拓学生们的就业方向，毕竟古籍修复与书画修复有相通之处——都是纸质品。”张品芳说。后来，复旦大学在2014年成立全国首家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次年招收古籍保护与修复方向专业硕士，之后又招收博士。还有北京师大、天津师大、中山大学等如今也相继开设研究生班。这些院校招收的都是已经有不错学养的各本科生前来就读。单就本科来说的话，如今南京金陵科技学院古典文献学下设古籍修复专业。还有一些高职、中专，譬如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南京的莫愁中专等，开设有古籍修复相关专业。

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第四代传人、“95”后姑娘王欣是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硕士。在本科阶段，她学习的则是财务专业。回顾走上古籍修复之路，王欣表示，自己从5岁开始就学画画，但一直没想着将画画当做职业。高考前，为了不影响完成考学，暂时放下了画笔。填报志愿的时候，填了当时比较热门的财务专业。“但是，大学四年在深入学习和了解了财务专业以后，我觉得这并不是我理想的职业。刚巧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招收研究生，我就报考了。这次报考，同样得到了家人的支持。”王欣说。

研究生毕业以后，2019年，王欣进入上图工作。“我和其他师兄师姐是上图古籍修复的第四代传人了。”王欣说，“我们的师父是张品芳和邢跃华老师。”目前，王欣已经初步体味到海派古籍修复追求卓越、细腻、精致、清雅的特点。如今已是“上海工匠”“碑刻传拓及拓片装裱技艺”非遗传承人的张品芳，回忆起上图古籍修复的师徒传承，更是深有感触。比起自己当年拜赵嘉福为师来，如今自己的门下弟子们，学历更高，可造之材更多，更有一大变化比较有意思。“我拜赵嘉福为师的时候，上图古籍修复部的老师傅有男有女，后来有一阵子竟然男性居多。再后来逐渐有更多女性参与进来，但我们这里长期以来还无法评巾帼文明岗——女性占比仍少。今年，终于有资格评了。”在张品芳看来，如今应聘古籍修复师的年轻人中，女性居多。当然，整个古籍修复行业，还是需要注重“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以上图来说，有碑刻传拓与拓片装裱修复非遗，需要男生加入。张品芳有一位得意弟子——叶鸣。“80后”叶鸣是“90后”张舒、“95后”王欣的师兄，除了本职工作以外，叶鸣还是一名网红UP主。在B站他经常推送一些与中外人士掰手腕的视频。事实上，他本人是上海腕力公开赛的两届冠军，每周都会与腕力联盟的队友们切磋技艺。在张品芳看来，叶鸣在上图古籍修复团队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毕竟，这位男生力气大，而碑帖修复是需要许多体力活的。比如石刻用的石碑，一块就有一百多斤；再比如成堆的宣纸和修复纸需要搬运，做拓片时需要长时间站着工作……

回顾上图历代修复师——第一代中以“大刀切书”闻名的曹有福，第二代中张品芳的师父、在上海民族乐团拉二胡出身的赵嘉福，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当然，技艺传到叶鸣，他同样有心细如发的一面。6月8日上午，记者在叶鸣的工位上看到，他正在细心地给一叶清代《河南府志》上连口条。尽管当天气温较高，叶鸣的臂膀上已经沁出不少汗珠，但他依然一丝不苟，将破损的书叶版心部分抚平，贴条，并摊晾在一边。“一般，一天我要修廿几叶书。”叶鸣说。

在张品芳看来，古籍修复不是突击工程，而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业。比如如今修复的古书，仍需要继续维护保养。好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迭代，一旦将古书上的文献内容获取下来，就可以永续保存了。就当下的古籍修复行业来说，张品芳认为，更需要理工科背景的新鲜血液。譬如在修复《瀛环志略》的过程中，团队就遇到了一个大困难。投入修复工作之初，发现书头和书脚呈波浪形，书口和书背除有波浪形之外，还存在书叶参差不齐的现象。以往遇到类似情况，用压书机将纸张压平即可，然而《瀛环志略》纸张比较“妖”——压平以后过阵子，竟然又恢复到波浪线状态了。后来，经过对古籍破损状态进行分析研究，修复团队编制修复方案，确立技术路线：首先进行纸张纤维取样分析、色度测试、纸张pH值酸碱度测试等定量测试分析，尽力做到修复过程科学、定量、可逆。且为保证珍贵古籍文物安全，脱酸过程中采取了预修复，才决定了最终实施方案。张品芳用了一句话来形容如何修复《瀛环志略》：“就像白衬衣很久没洗后各种色块和痕迹。”同时，她也告诉记者，未来的古籍修复行当，需要更多学科背景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对于张品芳的观点，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学院王利民教授深表赞同。他向记者解读道：“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物质载体，包括文书、档案、书籍等。有关化学化工理工科人才拥有造纸方面的基本知识，如纤维素化学、油墨、黏合剂等，可以参与到利用传统化学和现代化学方法修复古籍的工作中。”近年来经常在非遗日等时间段向社会推广古法造纸技术的王利民表示，如果让他来推荐毕业生前往古籍修复单位的话，必然会推荐掌握一定的化学知识，特别是拥有造纸方面知识，更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认真学习文物保护技术，尤其是古籍修复特殊技术的学生，要文理工融合的全面人才方可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