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产士正集中精力帮助产妇顺产分娩。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主任医师、产科带头人段涛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助产士李婷，工作13年，顺利接生5000余名新生儿。

《亲爱的生命》剧照。

话题破圈后，全民加入讨论，肯定会夹杂着很多的复杂情绪，这些情绪更多是与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相关。

记者｜应琛

今年2月，中国著名妇产科专家，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以下简称一妇婴）主任医师、产科带头人段涛教授，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发出“救救产科”的呼声。

段涛全网有数百万粉丝，这句振聋发聩的话一时间引起了无数医护，以及普通人的深思和共鸣，获得上万点赞。

近日，段涛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文章发表后引起的反响，是他始料未及的。可能有人看着有点“标题党”的意味，但作为“局中人”，他确实对此忧虑重重。

“救救产科”并不夸张

《新民周刊》：有人会觉得你说“救救产科”，有点夸大了。

段涛：前段时间频繁碰到同行，大家谈得最多的，就是在过去的几年里分娩量下降近一半的问题。大家有很多无奈，感觉到产科未来前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这触发了我写这篇文章的想法，最初只是想呼吁，看看大家能否一起做些什么，解决产科的困境，完全没想反响会这么大。

话题破圈后，全民加入讨论，肯定会夹杂着很多的复杂情绪，这些情绪更多是与每个人的心理状态相关。有人觉得我是夸大，有人觉得我在“催生”，会引起争议。

“救救产科”，这四个字其实一点都不夸张。这是现状，是事实。

第一，哪个临床科室的病人量可以在六七年内下降一半以上？新生儿从2016年的1867万，到2023年只有902万。这是事实。

第二，人口出生率下跌见底以后会低位徘徊一段时间，然后再慢慢拉平呈现L形，但产科整个学科的塌方则是断崖式的，会继续往下掉。

除了病人变少以外，产科收费低，待遇差，风险还大。医疗纠纷中，产科的赔偿是最高的。这样的环境下，凭什么让人坚持留下来？用爱发电？用理想去支撑？如果现在不去做一些事情，到垮了之后再想救回来就太难了，培养一个好的产科医生至少十年。

很多人不是产科专业，也不从事医疗行业，没做过院长，并不知道这个下跌对产科意味着什么，会觉得你夸大，所以我没去解释，解释没有用。

《新民周刊》：普通人读到这篇文章，会觉得产科都没了，我们以后生孩子怎么办？

段涛：有些医生会说，你这样说了以后，大家更不愿意做产科了。但不能假装看不见，我们要面对现实，想办法去解决它，而不是讳疾忌医。

部分产科该关就关

《新民周刊》：哪些医院的产科受到的影响更大？

段涛：总体来讲，同样是三甲综合性医院和三甲专科医院，综合医院受影响大；同样是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医院，二级医院受影响更大。

《新民周刊》：上海之前有一家医院的产科也关了。

段涛：上海其实有好几家医院都想关产科，但都在观望。产科“吃力不讨好”，但往往在医院设置上，又得有妇产科。加上综合医院大多是妇产科在一起，现在的办法是多做点妇科，产科床位减少一点。

《新民周刊》：如果这些有意愿的医院真的把产科关了，剩下的能够满足上海的生育需求吗？

段涛：上海的产科容量其实是足够的，基本不受影响。事实上，上海很多区级妇幼保健院的分娩量已经下降了50%以上了。理论上讲，现在应该是时候适当地把那些工作量太小，分娩量太少的产科关掉才对。

如果一家医院分娩量太小，第一，从经济上来讲，继续开产科不划算；第二，从专业角度来看，专业能力无法保障。在不影响病人就医的前提之下，按道理应该是关掉一批的。

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关了并不影响大家就近就医。但县级及以下医院随便关一个，那很麻烦，因为方圆100公里内可能就那一家产科，关了病人就没地方去了。

《新民周刊》：既然您支持关掉一部分产科，又说“救救产科”，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自相矛盾？

段涛：不是说救所有的。产科整个学科分布要合理，发展要合理。如果一个机构的产科不能够长期维持可持续发展，救它也没用。救的是什么？第一是整个学科，第二是那些值得救的具体单位。

很多年前，上海有些医院的产科被关，就是我的建议，我跟当时的管理者算了笔账，那时计划生育执行得特别好，分娩量也是下降的。他们做了调研觉得我讲的是对的。

《新民周刊》：一批产科真关掉后，这些医生怎么办？

段涛：最简单的，年轻的医生可以转去妇科，如果除了产科不会做其他的，可以转辅助科室、行政科室，或者是去做一些跟产科相关的工作。比方说，产后康复、私密整形，孕期的其他一些保健营养咨询指导等。

转岗不是个人原因，而是时代的原因，时代会淘汰很多人。虽然感情上很难接受，但你得理解，得去做调整。

产科的出路在哪里？

《新民周刊》：产科自身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段涛：产科要发展的话，可以向“上下内外”下功夫。向内，要内卷，医疗上精益求精，提高效率。向外，产科可以做“产科+”，可以做产科内分泌、产科心理、产科中医等，跟其他科室相结合，把那些原来不属于你的内容做起来，病人的量不就增加了？

向上，即做上游，从早孕到中孕保胎，试管婴儿的孕期管理等，产科医生都能做。向下，比如产后康复、盆底、腹直肌、私密整形、减重、妊娠纹、脱发、产后抑郁等，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这些事情已经有医院跑在前面了，但还没有系统性地去做。既然我把问题提出来，也要给出解决方案。

当然，很多医疗服务是自费项目，还有很多是非医疗性的项目，公立医院就不能做。其实政策上如果有一些支持或者放开，就更能让这些医院去大展拳脚。这不是一个什么突破性的政策，不是从0到1，是从1到1.5。

《新民周刊》：你文章里还提到了绩效考核方面的不合理，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段涛：解铃还得系铃人，这是政策性的问题。

考核三甲医院，确实应该多做大手术，多处理疑难病症。但产科不是这些指数要考核的目标。你考核的是病，但生孩子不是病。

产科做得好，就是没有手术。产科通过“五个预”——预测、预警、预防、预案、预演，把所有的并发症尽量压到最低。

产科的工作是让病人不要出事，但不出事，病人又会觉得你一点事都没做。久而久之，产科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需要更多地去做宣传。

《新民周刊》：现在趋于平稳的分娩量能够维持产科学科发展吗？

段涛：如果一家医院的业务量能够保持的话，那是问题不大的。但如果是分娩量太小的，就不行。虽然医生的培训现在没有任何障碍，但培训以后没有病人的话，持续下去没有意义，所以还是要做出结构的优化，在上海总的产科床位、产科医生足够的情况下，让那些有能力、有条件的产科去接纳更多业务量，那些实在不行的就关掉。

《新民周刊》：你前不久被聘为红房子医院的顾问，现在主要工作有哪些？

段涛：首先我还是在一妇婴看门诊、做手术，还要带学生，到大学讲课，我还是一妇婴产科学科带头人。这些事忙完后，我会去帮其他医院做学科建设。

好的产科要对标国际发展趋势，在保障母婴安全、分娩安全、分娩体验的前提之下，更多地处理一些疑难复杂的病例，一些罕见的遗传病。很多疾病可以在宫内诊断，甚至在宫内治疗。你能够想象到的医学领域里面，最先进的技术，比如干细胞治疗、基因编辑等，在产科的胎儿医学都可以用得到。

产科未来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更早地在宫内进行诊断、干预，但难度也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