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刃剑：人才与移民

当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文理学院。

爱因斯坦（左）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4月22日，墨西哥华雷斯城，美墨边境墙建设中。

移民究竟是成就美国的基石，还是撕裂美国的病灶？这道考题，美国答了250年，至今没有标准答案。

记者｜应琛

2026年，美利坚合众国迎来建国250周年。这个由移民建立的国家，在其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中，始终在“开放”与“排斥”之间反复摇摆。

有研究显示，2025年美国移民净流出约15万人，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反向移民”浪潮，且这一现象预计在2026年和2027年将进一步加剧。

移民究竟是成就美国的基石，还是撕裂美国的病灶？这道考题，美国答了250年，至今没有标准答案。

从劳力到精英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支撑和保障。吸引并鼓励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移居于此，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19世纪，美国便开始通过移民的方式来吸引当时先进国家的技术人才。从1820年到1900年间，移民美国的人数达1912万人，其中有小部分是熟练的技术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就敞开国门吸收了包括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爱德华·特勒以及核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内的2000多名犹太裔科学家。

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与苏联忙于把德国的大批物资、仪器设备等运回国内不同，美国另有所图，动用100多架次飞机，派遣数千名随军科技专家组成一支特殊部队，奔赴战败国物色科技精英，使2000多名科学家流向或移居美国。

从1946年到80年代，美国移民成分发生重大变化，其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明显增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才进口国，其中引进的专业技术人才的比重越来越大。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孙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美国吸纳人才的模式，以二战为分水岭，经历了从“粗放式吸收廉价劳力”到“精准式引进全球精英”的根本性转变。

二战前，美国的移民政策主要服务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白人拓殖者的开疆扩土，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取向和种族主义底色。孙麟将这段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至19世纪中叶，美国正处于西进运动的领土扩张和巩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WASP）国家认同的关键期。此时的移民政策主要为了占领和开发广袤土地、巩固白人的统治权，移民目标人群为西北欧白人。《1790年归化法》明确规定只有自由白人才有归化为美国公民的资格，从国家法律的根基上剥夺了有色人种的公民权。

第二阶段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进入内战后工业化飞速发展期，急需大量廉价劳力。此时移民政策一方面欢迎来自东欧、南欧的白人，以及亚洲的华工、日本劳工等，另一方面又因主流社会的恐惧和排斥，最终通过了1882年《排华法案》、1907年《美日绅士协定》和《1917年移民法》，逐步在亚洲和东南欧筑起法律高墙。

第三阶段则从20世纪20年代到二战前，一战后政治上的孤立主义、意识形态上的红色恐慌与伪科学外衣下的优生学交织合流，将美国对亚洲和东南欧移民的系统性排斥推向历史顶峰。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1924年移民法案》，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一个长期严格限制合法移民人数的法案。该法案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人数必须低于1890年在美国国内的来自该国人口的2%，将《1921年紧急配额法案》里规定的每年35万的移民数量锐减一半。法案采用189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而非1920年的数据作为基数，目的明确——彼时东南欧移民潮尚未大规模到来，而西北欧移民早已扎根美国。这一选择实际上大幅削减了来自南欧、东欧的移民配额，同时几乎完全禁止了来自中东和东亚的移民。大量试图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也因此被拒之门外。

二战成为转折点。战争期间，美国从德国、意大利等战败国搜罗到大量顶尖科学家，推动了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发展。战后，美国吸纳人才的目标出现了从“劳力”到“精英”、“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1952年，美国国会通过《麦卡伦-沃尔特法案》（即《1952年外来移民与国籍法》），建立了“技术移民”的偏好制度。该法案规定第一优先原则是照顾拥有美国急需专业技术和突出才能的移民及其配偶和子女，该项限额占每年入境移民总量的50%。1965年，国会通过《外来移民与国籍法修正案》，取消了1924年移民法中所确立的“国别配额制”。该法案每年专门留出2.9万个移民名额给全球各国高级人才，并建立了以家庭团聚和引进专业人才为核心的体制。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家庭团聚与就业机会移民法》，推出EB-1签证（杰出人才移民）和投资移民签证，进一步扩大了技术类移民的应用范围。

相关资料显示，20世纪初至80年代末，美国最杰出的360名科学家中，有65名是从国外引进的；114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40名是外国引进的；613名科学院院士中，有141名是来自国外引进人才。

当然，为了留住人才，美国不惜动用明面和暗面各种手段。

明处的手段清晰可见。孙麟分析道，一方面，通过立法筛选与引进人才，使其精准地服务于美国的经济与科技需求，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技能和学历为导向的人才筛选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常春藤高校、硅谷神话、美国梦构建一套全球精英共同体的文化宣传矩阵，以巨额奖学金、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丰裕的生活图景吸引全球青年才俊来美深造，继而通过人才筛选和移民制度将其留在美国。

暗处的手段同样不容忽视。孙麟指出，在世界上某个地区遭受经济政治动荡或战乱之时，美国往往通过提供教育、科研与职业发展机会吸引这些地区的人才流入，并将其纳入本国人才体系。美国也通过高薪待遇、移民便利、科研合作等机制持续吸引其他国家的顶尖人才赴美发展，从而增强自身在科技与战略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这套组合拳的效果显著。从20世纪60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将人才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到奥巴马时期将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置于振兴经济的战略位置；再到2014年白宫推出人才移民程序简单化改革，方便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优秀留学生获得绿卡——美国对全球人才的争夺从未停歇。

裂痕与深层困境

然而，这道“人才收割机”的刀刃，并非只朝向外部。作为移民之国，美国始终未能化解移民治理中的深层问题。

孙麟告诉《新民周刊》，同化政策和种族区隔机制曾长期作为美国移民治理的硬方式。建国后，美国政府尤为注重外来移民在语言、文化、政治上对美国国家身份的认同，具有较强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中心主义色彩。从印第安人迁移政策、“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到对非裔的奴隶制度与种族隔离，再到《排华法案》《绅士协定》《1924年移民法案》——这些治理手段虽可在一定时期内强化国家认同，但长期来看，则累积了阶层与族群间的不平等，造成社会的结构性撕裂。

20世纪中叶，随着民权运动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实用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逐渐替代了硬方式，成为美国移民治理的软机制。美国根据全球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需要，以签证制度按照移民的经济价值对其进行分流筛选——《1986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推出H-2A、H-2B签证吸纳低端劳动力，《1990年移民法案》确立H-1B工作签证吸引高精尖人才。但这种二元分流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社会分层和阶级对立。一旦美国遭遇经济衰退，移民就会成为经济问题的替罪羊。多元文化主义试图通过承认“差异”来缓解族群矛盾，却加速了美国社会部落化，激起白人民族主义的强势复苏，导致美国陷入文化战争的泥沼中。

当下，美国面临的移民新问题更为棘手。

“第一，移民问题呈现工具化倾向，日益成为两党竞争的重要筹码。共和党将边境安全、移民管控作为政策重点，以获取保守派和右翼民粹主义的选票；民主党则强调人道主义、多元包容，来吸引左翼精英、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支持。”孙麟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社会分化趋势。

这种极化在H-1B签证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H-1B签证原本是美国科技霸权的“人才通道”，每年发放8.5万个名额。对硅谷而言，它意味着全球最强大脑的源源输入；而在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首字母缩写，现成了特朗普总统支持者符号）基本盘眼中，它却象征着精英背叛和工作机会流失。2025年，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H-1B签证申请费从数千美元暴涨至10万美元，瞬间引爆硅谷混乱。美国商会随后起诉特朗普政府。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庄太量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新政策长远来看对美国伤害很大，“不单阻碍人才进入美国，也可能打击外资在美投资意愿”。

孙麟继续分析称：“第二，南部边境的治理失效和难民与移民流动增加，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军事干预、经济制裁、贸易壁垒等手段维持地缘政治优势，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相关地区的经济困境和政治不稳定，推动了人口外流。这些人口最终流入美国南部边境，对其边境治理体系产生外部压力。”

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后，移民政策全面加码。2025年3月，整月逮捕约1.8万人，较前月增长逾20%。2026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两项关键裁决，允许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并实施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的“限流”政策，为将超过100万移民驱逐出境铺平了道路。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警告，这一决定“会导致更多的人死亡”。

孙麟指出，美国政府处理这些问题时，政策往往侧重短期应对，而对深层结构性问题的解决相对有限。“不论是修筑边境高墙、提升边境执法力度，还是实行人道主义庇护、推动身份合法化，其政策选择更多地出于选举周期和政治博弈的考量，从长远来看，这透支了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

更令人深思的是，据布鲁金斯学会结算，2025年美国出现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首次“反向移民”现象——移民净流出约15万人。该学会还预测，2026年这一趋势很可能继续加剧。孙麟认为，这一历史性的“人口逆流”乃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结构失衡、社会治理问题等。

建国250年之际，以移民立国的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人才与移民这把双刃剑，曾经帮助美国从一片新大陆崛起为全球霸主；如今，这把剑的锋芒却有可能反噬其主。当“我们”与“他们”的界限日益分明，当“美国梦”的光环逐渐黯淡，美国能否找回那个“合众为一”的初心——这不仅关乎移民的命运，更关乎美国自身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