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一不移的樊锦诗

戴 平

对樊锦诗，我是充满了敬意的。一个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1963年毕业后，甘愿充当“莫高窟的守护人”，一做就是57年。她把生命的华彩和价值完全付与敦煌的千佛洞，留下了自己的光影。我和樊锦诗年龄相近，同一年上大学，心相通，情相近。早在1985年，我到敦煌拜访过她，还请她到上海戏剧学院为老师们作过报告，加之沪剧《敦煌女儿》看过多遍，因此我自以为很了解她。

日前收到一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樊锦诗口述的自传，由北大教授顾春芳撰写。我一口气读完，在我面前呈现了一位立体的、真切的、活生生的樊锦诗。这本书加深了我对这位“敦煌女儿”的认识。因是自述体，加上顾春芳文情并茂的写作，读来特别亲切感人。这本口述自传内容真实而丰富，最令我感动的是在她的背后有一位伟大的男人支撑着她。樊锦诗和彭金章用一生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在分居18年后，彭金章为了樊锦诗，为了家庭，毅然放下自己对于商周考古的教学和研究，1986年从武汉大学来到敦煌，从零开始，在敦煌北区石窟的考古中做出了填补空白的重大贡献，经过10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撰写了考古报告，并正式出版了《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本，找到了自己生命的第二春。

樊锦诗在敦煌遇到的困苦，真是不堪言。天寒地冻，饮用水是苦的，冬天要破冰取水，住的是土坯房，吃的是“老三片”：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樊锦诗在自述中，曾坦言自己有几次想离开敦煌，但最后还是选择留下。这样的自述是坦诚的。她刚到敦煌，只要回想起上海、北大的生活，就有一种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差点把她拖下抑郁的深渊。为了抗拒深渊，她说“我必须学会遗忘”。她把姐姐送给她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天天照镜子，直到现在也不愿意照镜子。她在敦煌生下第一个儿子，因丈夫不在身边，带了一些碎布到医院，儿子出生好几天，还光着屁股包在她的棉袄里。儿子长到七个月，她去上班，仍把宝宝捆绑在床上。有一天，她下班回到宿舍，发现儿子跌落在煤堆上，脸上沾满了煤渣。因为敦煌的四月天气还比较冷，屋里还需要生火炉。没想到孩子滚到了煤堆里，幸亏没有滚到炉子上。我终于发现，在“敦煌女儿”耀眼光环的背后，竟有如此多令人落泪的辛酸。

有人问樊锦诗：幸福是什么？她回答：“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这段话，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樊锦诗为什么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因为她还说过：“我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这句话，也为樊锦诗的幸福观作了具体的诠释。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樊锦诗就是这批坚强的人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樊锦诗是一个高尚的人。她捐出了自己所有个人获得的奖金，用于敦煌的保护。她从来不留恋美食和华服，她穿衣服只求舒适便可，一件结婚时置办的外套穿了40多年，里子全磨坏了，也舍不得扔；吃饭必须餐餐光盘，不仅要求自己，也要求所有和她一起吃饭的人；酸奶喝完了，用清水把酸奶瓶子洗干净，回去当药瓶子用……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这样节省？”她回答道：“我经历过困难的日子，现在日子好过了，也不应当铺张浪费。”我看到这些细节，不禁为之动容和共鸣。

《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书名起得好，一言总结了樊锦诗在莫高窟坚守一辈子，全身心与敦煌融合，不可分离。全书有40多万字，写了樊锦诗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总结了石窟的保护与管理、石窟考古的研究以及近期数码敦煌的成果，还有樊锦诗的年表。这是研究樊锦诗的第一手的宝贵材料，更展现了樊锦诗和几代莫高窟人的精神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