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新居过大年

□丁汀

每次在闵行的古美新居过大年，总会想起22年前乔迁前后挥之难去的情景……

两间加起来才13.8平方米的卢湾区打浦桥老房子，父母亲竟然一住40多年，养育了一大家子的九个子女，然后又“蓬勃”成50多人的不小家族，倘若在农村倒也是个不可小觑的“丁家庄”呢。父亲是心心念念要回宁波老家的，孰料，母亲却执意不回头，最终成就了一大帮子女宁波籍的“上海人之梦”。众多后辈们至今都在念叨当年“阿娘”的牛脾气发得好（母亲属牛）。

然而，老房子的人丁兴旺，却是以难以想象的逼仄和窘迫为底色的，尤其是到了过大年的当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被分配至崇明农场当了“知青农民工”，每年51天假期，总要攒个10天回家过年。一般到了每年一次“开河工程”结束的腊月廿五六，就会扛起一旅行袋用粮票从当地农民处换来的新大米，或在小镇买的几卷2角钱一卷（10只）的“崇明雪饼”回家。连续好几年的大年三十前后，是我帮家里干年活最忙的日子。哥姐虽多，成家的，出嫁的，外地工作的，插队落户的都有，却没一个在父母身边的。如此斗室，何以有插针之地同住照料日渐衰老的父母？唯独我单身，于是，自然成了家里过年准备年菜的主力“伙头军”。

当年菜场副食品不仅要凭票，还得凌晨摸黑裹着老棉袄去菜场排队买回节日的配给菜，买回后，我要同时生2只煤球炉烧出“老四样”年菜：黄芽菜烧烤麸，水笋红烧肉，煮熟2只咸猪头，煎2大盆蛋饺。之所以难忘，是因为做的菜量超大，都得用大砂锅、大钵斗装，无奈吃年饭的人多，没有厨房的逼仄蜗居不可能一个一个做小炒菜。当年没冰箱，做好的菜就放在父亲当睡床的小阁楼南端。做完年菜随即就投入磨水磨粉的战斗，用米袋吊起沥干，除夕夜,母亲等着要包好第二天用的近百个宁波猪油汤团……

大年初一晨起，吃过8只猪油汤团之后，即刻准备起来，以对付20来个亲戚的新年第一顿“年饭”。时至10点左右，喜气洋洋的亲戚们陆续到来，6.6平方米的灶披间显然是插不下这么多“蜡烛”的，给父母拜过年后，大人们就站在后门口的弄堂里互相恭喜发财、敬大前门香烟，小鬼头们只顾吃食、嬉闹……多年来，已成了弄堂里一道“人丁兴旺”的风景。而此时的我是顾不得欣赏“风景线”的烧饭师傅，围上围兜在炉子边上“左右开弓”，偶尔有阿姐帮着扇炉子，在狭小过道里炒菜还时不时得避让走动的邻居。

中午12点光景，近20个亲戚必须分楼上楼下两桌才能同时吃上年饭，经常还有小辈站着吃。我是“伙头军”兼“跑堂”，这时段的狭窄木梯只听到像滚雷般的脚步声响……年饭的最后一道菜是铜暖锅，仅有1只，楼上轮不到。父亲独钟此锅，常常自己动手配菜：黄芽菜、细粉、百叶包、蛋饺等打底，再加入黄豆烧咸猪头的大汤，最后点炭火。当暖锅噗嗤噗嗤冒着热气被端上油漆已斑驳的桌面时，也是年饭结束前的高潮了。一般情况下，一直要忙到下午2点我才能吃上饭。

这样的“螺蛳壳”里做年饭的情景延续了好几年，尽管年轻不觉累，但蜗居的窘状至今刻骨铭心。

时过境迁。1997年8月，我终于告别了老房子，乔迁至闵行古美地区的三室一厅75平米的宽敞新居，地标是锦江乐园。首次在新居过大年，大年三十下午就迎来了岳父、小舅、小姨子们一大帮10来个亲戚，再也不用像老房子那样，站聚在后门口，而是坐在客厅里喝茶聊天，互相拜年，吃点心，给孩子们发红包，打牌。晚上放鞭炮、看春晚……奔波了一年，我特别享受在新居过大年，何况我也喜欢热闹过年：释放积累了一年的亲情。

这天，妻子除了备好年夜饭之外，还得把好几床被子从压缩包里拿出来晒太阳，以供午夜守年后亲戚们打地铺。

临近除夕夜的12点，我带领大部分亲戚下楼放鞭炮。此刻，抢先一步的鞭炮声已逐渐密集起来，像煞催着滞后的邻居。零点前后，除旧迎新了，新村的上空响彻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硝烟弥漫，足足要半个多钟头才恢复平静。

后来，岳父虽然走了，但是，亲戚们在我古美新居幸福过大年的传统却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