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易和难

王纪人

只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对于有正常智力的人，读书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在满五周岁后，父亲明察秋毫，认为我可以上学了。经事先联系，他带我去离家很近的一所小学，让留美归来戴金丝边圆框眼镜的女校长面试了一番，就插班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这所名叫圣心小学的教会学校，每天晨课时要重复背一段《圣经》。用现在的话比方，就是单曲循环。接着再背中山先生遗嘱节录，记得最后两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戴着白色“馄饨帽”的黑衣嬷嬷拿着红木戒尺在课堂里巡视，谁像南郭先生一样滥竽充数，就要打手心。被打过的，手心会发烫发红几十分钟，究竟要多久，要视嬷嬷的力道和被罚者皮肤的厚度而定。记得小学国文课里有“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故事，读了很觉励志治愈。但在家晚读时，有40支光的电灯泡锃锃亮地照着，根本不需要去凿自家的壁偷别人家的光。如果遇到灯火管制，那么凿了壁也没用。也曾想悬梁刺股，可是作业早早做完了，一点也不睏。何况住的是新式里弄房，无梁可悬。如果硬要照搬，在众目睽睽下岂非成了行为艺术？

这所教会小学规定，四年级前男女生可以同校，读完四年后，男生要离开自谋出路，现在想想觉得也有道理。那时只得离开这所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为邻的小学，到别的小学就读，但觉校风不如原来的学校，因此孟母三迁似的迁了好几所。小学毕业后便进了向明中学读初中，高中去了位育中学。在读初高中阶段，发现自己的数理化有点不如吾意，看来难以“走遍天下都不怕”了。有一次物理小考，我早早就做好了，几个物理尖子都还没有交卷，在核对了几遍后终于熬不住第一个交卷，结果批下来成绩只有五十几分，这对我打击颇大。物理老师很严厉，对我这个班长还算客气。坐在我边上的熊孩子就倒霉了，屡次被物理老师用不断掰下来的粉笔头如制导导弹似的连续精准打击，甚至飞来黑板擦，还要捡起来恭恭敬敬地送到讲台上。我对这位同桌很表同情，其实他脑子很聪明，人也活络，就是有点多动症。

由于有自知之明，我大学考的是中文系。留校一年后，考上了北大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专业。这样，在学校整整读了十九年半，四舍五入就是“十年寒窗”的一倍了。至于我自己带过的博士生和博士后，比我又多读了三、五年，毕业或出站时，至少三十出头了。有的早已成了家，还生下了孩子。我把博士生的妻子或孩子，戏称为博士后。对于研究生来说，读书是难的。因为在中国，包括大学本科在内的学习基本上是一种知识的积累，一篇学士学位论文，八千字就够了。进入研究生阶段，才是研究型和创造性的学习。以我评阅过的美学和文艺学博士学位论文为例，需要阅读国内外几十种参考书和上百篇的相关论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英、德、法的原文，还没有中译本。十几年来我持续参加过校外博士论文答辩，凡撰写论文前的读书阶段做得特别好、占有第一手资料充分的人，他们的论文往往也写得更扎实和靠谱。当然，这跟最初的开题报告和预答辩环节也很有关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同样适用于博士生的整个学习过程。我有一年去首尔大学参加一个“文学教育”的东亚地区会议，一位参加接待我的中国留学博士生说，她的开题报告会，全系的教授都可以来参加提意见，结果被“枪毙”了。这对她的打击很大，生了一场大病。最后到商厦血拼，才有缓解。所以我说，知识积累式的读书是容易的，而研究式创造型的读书是难的。

读书不仅是十年寒窗或廿年寒窗的事，在一个学习型的社会，它常常贯穿人的一生，当然这个人首先也是学习型的人。与其关心明星的绯闻、不实的传言和种种八卦，不如多读一点有益的书和文章，尤其是古今中外的经典。大脑是人体消耗能量最大的器官，以相当人体2%的重量消耗20%的能量，可见有多牛。同时，精神的养料也是大脑的需要。如果让大脑充斥精神垃圾，而且不知道干湿分类，那么有可能成为三观不正无聊油腻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