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忆语

卢润祥

绛红色封面的第七版《辞海》即将面世，使人心生欢喜！岁月飞逝，往事并不如烟！回想我早年就参加了《辞海》修订的编辑工作，从“试行本”出版至今历经几十个春秋。现在，在我晚年，还能有机会参加新一版的合成样的通读，提出一些修订的意见，私心甚感荣幸。

那《辞海》新生的诞生地、何东爵士老宅故园的小楼庭院花草是不是已经融入了自己的生命？那些陪伴我工作的珍贵的图书古籍是否仍然静好？常常，梦中有前辈身影来到眼前，我也仿佛沿着小楼的大理石楼梯走上了二楼的总编辑办公室，见到过舒新城先生抱病思考修订方案的沉思。听到当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杭苇召开编辑会，布置任务时的大声关照。有一天，当时的主编复旦校长陈望道先生来了，他就坐在那玻璃台边题《辞海》书名，这一幕恰为我见，当时先生把写得不满意的就随手丢弃在一边。

我当时所在的编辑室在小楼右边，四壁皆书，有三个卡片柜。南窗是傅东华先生座位，当时他的译作《唐·吉诃德》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但他还是一位语言学家，当时被政府聘为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新中国建立前就出版了《字源》一书，他精通《说文解字》，又精通廿四史，刚为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也已出书，这时，正在应上级要求重写《辞海》单字，审音确定义项。余振先生搁下了普希金诗的译笔，潜心研究老《辞海》语词部分之得失。而徐中玉先生则放弃了文艺理论的研究，枯坐办公室制作《鲁迅全集》的卡片资料，为立目寻找例句。写过武侠《大刀王五》的钟吉宇先生也是位老“中华”，办过报纸，又编过字典，这时也正试写样条。可以说老先生们为了《辞海》新生都或多或少有过放弃和牺牲！更令我深感一生难忘和欣喜的是：“文革”后，还能有机会接触前来协助《辞海》工作的老报人。时任《新民晚报》总编辑束仞秋先生原本一是一位小说家，他平易近人，要我代买每期紧俏的《集邮》杂志。还记得林放的谈笑风生，儒雅谦和，他在《未晚谈》出版后即给我们每人签赠一册。他认真通读《辞海》，也提出了不少个人的意见。他作为社长却喜欢坐在我的编辑室办公，他作为市政协副主席本可享用小车，但他却情愿每天挤公交，乃至有一次挤掉了钱包。张林岚先生读《辞海》稿件时办公桌上都是书，常常为一条资料复查好几个版本。稿子边提出意见的浮签很不少。冯英子先生来社时间较早，活泼幽默，性格开朗。记得由他主持的“九人核查小组”曾邀我参加，我们分工通读，写成一份调查报告。他发现把希特勒说成是为“人民领袖”等，认为实在不妥，也说明《辞海》改编的必要与紧迫。

《辞海》的修订工作严谨而细致，踏实认真而一丝不苟！此中甘苦，冷暖自知，实例甚多：陈炳是我大学同学，巧的是我们都参与了《辞海》的工作。他在审读负责的文艺条目中，发现【殷夫】条有人把稿件中的“结集未能出版”妄改为“未能结集出版”，经过再查，原来殷夫生前就把自己的诗集编好了，并取名为《孩儿塔》，在他牺牲后，诗集即由鲁迅保存下来了，因此怎么能轻率地说“未能结集”呢？因加订正。这位在《舒新城日记》中曾被关注（舒老称赞新来的他工作不错）的陈炳先生已谢世，而他也只是参加《辞海》工作中5000多人中极为普通的一名，他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也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