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与成就

陆其国

偏见和成就应该不会搅和到一起。可是偏偏就有人坦陈自己有“偏见”，而且这人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他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

吕思勉，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江苏省武进（今常州市）人。吕思勉的一生，可以说除了教学外，他将大部分时间都倾注在了钟爱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上。他曾经说过，“余生平不喜访问知名人士，人颇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学问修养也”。吕思勉在这里说的“访问”，其实就是泛指结交，或称交友。他交友的原则就是要有“益于学问修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康有为）、梁任公》一文中，吕思勉说得更直白，“我非不知所谓通人者自存有其长处，然我有一个偏见，我以为亲炙某种人物，于道德、事功是很有裨益的，因为这不是纸上的事，能与之居，我见其人，其获益自较徒读其书为大。若学问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精深之理，繁复之事，岂能得之于立谈之间？若文章之妙，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更与见面不见面无关了”。这就是吕思勉对“偏见”的感悟，既表达了他对做学问的认知，也凸显出他自身的修为。

吕思勉二十三岁时已遍读二十四史等古籍，做了大量札记，为日后做学问打下了扎实基础。由于家境的原因，青年吕思勉没有机会入校就读，更多的是辗转于常州、苏州、上海、沈阳等地一些学校，教授国文。国学大师钱穆早先在常州读书期间，就曾受业于吕思勉。钱穆晚年时曾回忆道，“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句羼入，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可见吕思勉当年深受学生爱戴。

这期间吕思勉一度又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辑。在这样的辗转奔波中，他始终没有放下对史学的研究，并终于在1920年12月，写出《白话本国史》，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通史著作。

吕思勉在该书“序例”中首先强调的是，要“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结论”开篇讲社会历史变迁进化的观点，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变迁有着因果关系，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表达了他的朴素历史发展观。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吕著《白话本国史》高度评价道，“编著中国通史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1931年，吕思勉又出版了《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两部著作。

细细想来，他之所以能在学术上作出如此成就，应该和他执著于自己的“偏见”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