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长卷，人间真实

杜甫像蒋兆和绘

◆邓婉莹

最近，BBC的记录片让杜甫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记忆中的两次，一是“杜甫很忙”，一是舞剧《杜甫》，前者是对经典的抽象解构，后者是对经典的具象演绎。这一次，BBC直接将杜甫与但丁和莎翁比肩，尊其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

一

确实，学诗愈久，涉世愈深，愈能体悟到杜甫的魅力。论技法，他兼备众体，推陈出新，使律诗尤其七律在形式上臻于完美，让写诗有法可宗，乃至被占据宋诗半壁江山的江西诗派奉为“师祖”；论思想，他直面苦难，直书时事，饱含忧患和悲悯，重拾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从而启发了元白的新乐府运动——“最伟大”三字实至名归。当下，疫情的阴霾突如其来，重读杜甫的战乱诗，面对“灾难时期，诗人何以为？诗歌有何用？”这一拷问，也许有更好的答案。

古诗中不乏对灾难的书写，其中最多的当属战争，无论拓边还是内乱，戍人骨，征夫泪，在杜甫笔下，这份苦难更直观，更憾人，更发人深省。

战争必然带来大量死亡，曹操写“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方东树评曰“极写乱伤之惨”。千里江山铺于目前，死亡具化为累累白骨，视角宏大，读来惊心，然而“万姓”中的每个个体都只是抽象的符号，终觉隔了一层。

到了唐代，对死亡和离别的书写更富于诗意。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时空悠远，今古同悲；李益“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如一幅巨幕电影的定格，又如一幅写意长卷，苍凉深沉。尽管在艺术鉴赏层面，味更厚，韵更长，但描写的对象，依然是面目模糊的群体。高适“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沈佺期“白狼河北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征人和思妇的形象有所丰富，仍是基于诗歌传统意象的艺术加工，类似于小说中的龙套，尽职尽责地服务主题，烘托气氛。陈陶“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将空间上的千里相隔激化为死生的不复相见，以“可怜”“犹是”连缀，一冷一暖，虚实交错，意脉更流畅，视觉更冲击，但想知道更多细节，只能靠脑补。

二

杜甫笔下，征人不再是写意的符号，而是鲜活的个体，一言一行精心描绘，有血有肉，甚至有丰富的内心戏，其中代表，就是“三吏三别”。

安史之乱前，杜甫的《前出塞》已经开始关注个体。出塞是乐府旧题，杜甫旧瓶装新酒，九首诗节节相生如线穿珠，所写也是时事。倘拍成电影，大概是《一个普通士兵的前半生》；若写成小说，可名之《征人手记》。被迫离家，吞声上路，会纠结悲愤到磨刀割破手不自知，会慨然许国给自己画个功成名就的饼，会因长官怒嗔一时逞气怼回去，会感慨不要滥杀，会得胜低调不争功，会因耻于争功不言十几年征战之功——这个士兵的身上可以看见许多现实的缩影，又不免有理想主义的印记。钟云说他出门是“士卒气象”，结尾是“大将军气象”，试图为这份矛盾找到自洽，但观全诗基调，不会是士兵升职记的励志故事，尽管细节生动，虚构性仍大于真实。在杜甫的《后出塞》中，这种虚构更明显。学界普遍认为，《前出塞》是为哥舒翰征吐蕃而发，《后出塞》则是借一个募兵从范阳叛军中脱身的经历，写出山雨欲来的乱世图景，侧面揭示出安史之乱的肇因之一。虚构，并无损于作品的现实意义。

到了“三吏三别”，真实感大大提升，小人物有了自己的名字。唐人写到战争，往往以汉代唐，高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批判不可谓不辛辣，却还是“汉家”“汉将”，没有捅破那层灯笼纸。杜甫在诗中直接点出“邺城”，明白告诉大家，我写的就是邺城大败后的那些人、那些事。两京收复后，郭子仪等率军二十万于邺城围困叛军，大败溃散，朝廷只得紧急征兵。其时杜甫被贬华州，自河南到陕西，有感于沿途见闻写下这组诗。律诗写得好的人，通常心有丘壑，善于布局，杜甫在整体构思取材上也显出宗师级的水准。三吏写小官，三别写小民，都只叙一事，只取一景。前者勾勒的是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微型群像图，后者更加精工细笔，以通篇独白的形式，集中笔墨刻画了三个境遇不同的悲剧小人物。六篇又互为补充，细微描摹毫发毕现，背景勾勒波澜壮阔，共同连缀成一幅兼工带写的乱世长卷。

《新安送别图》中有年龄未到却被强征的“中男”，按《新唐书》，这些少年在十八到二十三岁之间。“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胖的母亲尚在，自是撕心裂肺；瘦的孤苦伶仃，多半已是孤儿，一时男女老少，哭声干云。若仅是叙事议论，太落在实处，则如老树虬枝，略显枯涩。杜甫忽一笔宕开，写景状情：“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似随手点染几笔落花，更觉萧瑟悲凉。《石壕夜宿图》的画面可定格在县吏怒然呼喝、老妇戚然陈情的瞬间，也许墙外还能看到老翁仓皇出逃的背影，里屋还有衣衫褴褛的妇人抱着婴儿拭泪。而老妇有条不紊的陈述，甚至要求早点去做饭，侧面写出人物的善良识体，更惹人同情。拉完壮丁拉老丁，战乱连年，不知有多少类似的家庭。杜甫的诗，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将这些悲催众生呈现出来，在艺术的加工下，愈发动人心魄。《潼关驻城图》里有自信满满的关吏，有疲劳不堪的士卒，还有满腹忧患的诗人。“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关吏的振奋之语在这组诗中是难得的亮色，有了前面言行的细致刻画，并不让人觉得“假大空”。杜甫此时已有以诗写史的意识，悲惨的如实记录，那些善良的、热血的、振奋的，同样纳入笔下，才能还原出一个更真实的时代。

三

再说三别，每个人占用的篇幅更多，也更加立体。杜甫选取的对象，简直是老弱妇孺大集合，壮年大多死于沙场，剩下的也在劫难逃。据史料记载，一场安史之乱，唐代损失人口约3600万，诗中这些人，就是一个个数字的具化。《新婚别》的主角是一位三观很正的少妇，诗人作妇人语，毫无违和。“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赌气，“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的担心悲痛，“努力事戎行”的强作安慰，“与君永相望”的绝望决绝，对妇人千回百转的心思刻画，亦逼真传神。思妇，不再只是一个符号，虽不富裕，也曾是父母珍宠的女儿，也曾精心缝制一件嫁衣，而多少阵亡的士兵，家里也有这样一个温柔的妻子在等待。战争，就这样把这些寻常的小美好碾得粉碎。

《无家别》可以看到汉乐府《十五从军征》的影子，征战几十年的老兵终于回到家，只有满目荒冢，野兔乱入，野谷丛生，教人觉得他下一秒就要崩溃落泪，诗中的老兵却就地取材做起饭来。人在遇到大悲痛时往往潜意识逃避，乍看不合理的举动显得更加真实。“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看，泪落沾我衣”，结尾浅白如话，戛然而止，此时的“泪落”，更催人心肝，余悲不绝。汉乐府大多出于民间，天然流淌着现实主义血液。建安以来，文人所作乐府诗，有依旧题写时事的，有创新题写闲事的，杜甫是第一个用新题写时事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以其精湛的诗艺、深沉的情感和广阔的视野，让诗歌现实主义的光芒更加闪耀。与《十五从军征》的小处取景、粗笔勾勒不同，杜甫开篇就是大格局：“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从天下到村里，一片破败荒芜中，镜头慢慢收窄，“百余家”还可让人想见天宝之前鸡犬相闻的田园牧歌图。“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瘦”写村舍凋敝，“怒”写反客为主，炼字如金。更讽刺的是，县吏连这样的老兵都不放过，还要再次征召。诗的结尾，终于发出悲愤的诘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是诗人借老兵之口，替天下受难的百姓而问，振聋发聩，其格局和心胸也在于此。受时代局限，杜甫无法深挖出这一切苦难的根源，也无法拿出对策，但是他的记录，他的诘问，会引导读者去思考，去改变。

杜甫善于写苦难，他笔下的人物，可谓没有最惨，只有更惨。《垂老别》的老兵子孙皆阵亡，唯有一老妻。老人离家欲行，却见“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明知死别，一个“伤其寒”，一个“劝加餐”，夫妻间的深情与无奈，尽在寥寥数字中。杜甫写诗，总能抓住最动人之处，探骊得珠，刻画入微。若止于此，故事也算完整，杜甫忽又笔势一缓，先自我安慰，又自省奋发。“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已经最坏了，不如放手一搏！“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离开的瞬间，做好的心理建设又轰然崩塌，只剩下摧心裂肺的剧痛。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心路历程，也可窥见诗人的矛盾。

这种矛盾贯穿于杜甫的战乱诗中。对百姓，他深切同情，对战争，他深恶痛绝，但是叛军未除，仗又不能不打。他希望被征的士兵都慨然赴战，百姓都深明大义，叛乱能尽早平定，盛世能重新降临。在今天，学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我们会反问，饱受苦难的百姓，为什么要为统治者的错误买单？然而杜甫不会。此处不得不提《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作于安史之乱前，风雨飘摇隐然纸上。自身遭遇加上沿途见闻，让杜甫愤然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控诉，矛头直指勋贵，却又止步于此，“惆怅难再述”，连看到爱子饿死，都是沉抑克制的，转而担忧起“失业徒”“远戍卒”这些更穷苦的百姓们。最终，带着如山高远、如海深广的忧思，把一腔热血，满腹心事，收在不言之中。初读杜诗，曾怀疑此处是否强行升华，然而读了更多作品，就会发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确实是用一生在践行这个信念，百折而不改。

是以，忠君的杜甫有此期望，对百姓苦难感同身受的杜甫，又无法理所当然地要求他们做出更多牺牲。当儒家的“忠君”和“恤民”出现了矛盾，他能做的，就是记录，用诗的形式，把一切如实记录下来，给乱世中的小人物立个像，给自己深沉而复杂的情感找个宣泄的出口。

四

杜甫笔下的众生相，还有特殊的一个，就是诗人自己。此前，诗人在诗中的形象，很多也是一个诗意的、理想的符号。个性是有的，情感是真的，但生活是经过诗化的，宛如加了滤镜，滤镜有多厚，取决于性格和笔力。譬如王维笔下的田园生活，临泉酌酒，倚松抱琴，朝折露葵，夜舂黄粱，农事未必是虚构，更多是一种“种豆南山下”的隐士态度。前人诗中频频出现的“葵”，也具有象征意味。再如李白，诗中几乎看不到现实的窘迫，宛如武侠小说中的高手，纵然失意，也是飘着的，不会陷入世俗尘泞。总之，日常生活中庸俗琐碎的一面，被舍去了。当然，并非说这样不好，要感谢这些伟大的诗人，正是有了这些对庸常生活的审美升华，千百年来积淀于国人的文化血脉中，中国才成为诗的国度。而杜甫的“更”伟大，在于他打破了文人诗“崇雅”的约定俗成，将诗的写作范围大大扩大了。正如刘熙载《艺概》所说，“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

在杜甫笔下，他的纠结和悲痛、尘埃和泥泞被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投奔肃宗的次年，杜甫因房琯事被放还探亲，终于见到牵挂已久的妻儿。遥念中“清辉玉臂寒”的妻子满身补丁，儿子营养不良，女儿蔽衣过膝，“垢腻”“怄泄”，现实不再经过美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读来如在目前，皆是寻常事，寻常语，却非寻常人可作。正是这份细致和真实，让诗人的形象更立体饱满。作为父亲、丈夫、邻居和臣子的杜甫，能映射出更多人，也能让更多人找到共鸣。弥足珍贵的是，面对朝廷的放逐、个人的贫困，杜甫担心牵挂的依然是乱世百姓，是家国天下。杜甫的诗是沉在地上、镂于微处的，却从不囿于一隅，其心胸之广，格局之大，直干云霄。

五

现在，回到最初的问题，当面临灾难时，诗人何以为？诗歌有何用？杜甫用他的作品交了标准卷。对于抽象的数字，人们总是不敏感的。安史之乱损失人口近七成，其间惨烈如邺城大败、陈陶之战，史料皆一笔带过。诗人将抽象化为具象，通过对比、渲染、白描等手法，精心取景设境、遣词造句，切中要害，直指人心，使人们对灾难的感受更直观，体悟更深切。

同时，诗歌对现实的记录，不是对素材的照搬，而是带着深沉的感情、深邃的思考，以纯熟的创作技巧进行取舍熔裁。杜甫的亲历是不幸，也为创作提供了更多素材，但这些素材终究有限。诗歌，则可以突破这层藩篱。一叶知秋，面对个体想象整体，对观者也是考验，有人见叶只是叶，有人可以脑补到打喷嚏，优秀的艺术作品，能够催化这种联想。众多真实、鲜明又互补的个体，加上浓墨重彩的背景，数千年前的时空扑面而来。

技巧让作品生动而富于感染，感情让作品真诚更有温度，思考则带来力量和深度。杜甫笔下的小人物，尤其自身，在灾难的碾压下并非消极沉沦、一蹶不振的。于杜甫，现实带来的痛苦在创作中得到一定排解，个人的不幸在深层的思考中升华成一种巨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使命感。思考中，他试图找出悲剧的源头并探寻对策，杜甫晚年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等作品，可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战后伤痕和反思文学。晚唐的杜牧和李商隐继承了咏史的路子，以古讽今，以古谏今，讽喻时事，以矫时弊。于读者，也可以从中汲取力量，面对如此苦难，尚且真情未灭，良知未泯，信念犹在，个人的小挫折小困顿，又有什么迈不过的坎？甚者，要如何避免让悲剧重蹈覆辙？历史的巨轮不是几个人可以推动，但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并为之努力，就可能带来改变。

随着文学和科学的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参与到对灾难的表现和反思中来，诗歌因其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是最易于传播和流传的形式之一，也是其他形式无法取代的。

今天，战争离大多人很遥远，自然却频频示警，灾难带来的个体和整体创伤往往弥久难愈，作为诗人，有责任拿起笔来，记录历史、思考现实、抚慰人心。即使有幸远离灾难，现实中也不免有各种问题和困难，诗歌这一古老而伟大的文学样式，不应该只成为小圈子的文字游戏，现实主义的传统，更不应该被淡化和消解。毕竟，烟霞泉石是诗，烟火人间是诗，个人悲喜是诗，众生元元更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