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廉
解放前,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的万豫码头街97弄,居民大都是体力劳动者,家父教书,学校在沪东,离家很远。八九岁的我,家境所限,还未上学,整天就知道和小伙伴在街上野,董家渡、小南门、十六铺,是儿时流连忘返的地方。
1949年春末夏初,上海云谲波诡,在没有响起轰隆隆的炮火声之前,懵懵懂懂的我,怎会想到上海即将发生大事变了。虽说如此,我还是看到周围一些不寻常的现象。
有一天,我和阿宝、小林在董家渡黄浦江边玩耍,原本风平浪静的江畔,忽起“波澜”,眼前出现持枪的士兵,正在监督一批劳工搬石子、运水泥,施工造碉堡。圆形的水泥碉堡,像蒙古包。之前,我在董家渡天主堂后院,看露天电影中见识过,打仗用的,我懂。监工的士兵飞扬跋扈,见谁跑得慢,上前就用枪托打人。有个人不慎滑到江里。士兵视而不救,反而破口大骂。最终还是船上的渔民,把落水的劳工救上岸来。这一幕令人不寒而栗。
晚上,我将所见告诉父亲,问:“上海要打仗了吗?”一向和蔼的父亲变得严肃地说:“这些事小孩不懂,千万不可乱说,老老实实呆在家里。”
还有一件事令人费解。前两天,好端端的万豫码头街,这会在中山南路街口筑起了一道篱笆墙(那时上海常见的一种用细长竹子编织的墙)把万豫码头街封堵起来(篱笆墙中间有门)。这派什么用?挡人,还是挡子弹?真叫匪夷所思。
我看到街上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神色紧张;街头巷尾常有三三两两的人窃窃私语:什么“地上长‘朱毛’了。”“朱毛的解放军就将打到上海了。”“国民党快完蛋啦。”我空空的小脑瓜一下就被灌进了许多“新名词”。
董家渡路西首,市民叫做小玻璃桥的地方,有一幢巡捕房大楼。从外望进去,大门内的玄关上有蓝底白星(十二角星)图案。近来忙碌起来,汽车、马车忙着往外运东西。那晚上大楼灯火通明,有军官拖家带口乘汽车往江边码头逃跑。
一天晚上,在船上做运输的两个舅舅忽然来我家,似乎有紧急的事,和母亲说了一会话,便将一只箱子交给我母亲,随即匆匆告辞,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何曾想到,他俩回到船上,不巧撞上一批散兵在撤退,就将他们连人带船押往台湾。这是几十年后,两岸开放通信才得知的消息。我母亲已不在了。何曾想到,那天晚上的姐弟见面竟成永别。令人唏嘘不已。
解放前夕的几天,天边不时传来闷雷般的枪炮声。我家离江边很近,一旦打仗非常危险。526晚饭后,母亲带着全家到西边小普陀路姓周的一个朋友家暂避几天。我们被安排在楼上住。我看到房间墙上挂着一幅关老爷画像,关公赤面绿衣,右手捋须,威风八面,给我留下难以抹灭的印象。
夜里枪声、炮声时疾时徐,几未消停,直至拂晓才稀疏下来。天刚亮,外面就传来“解放了!”“解放了!”的欢呼声。推窗一瞧,不少房子插上了红旗。真的解放了!我们无比兴奋。返家途中,在董家渡天主堂的万裕街,邂逅一队解放军(约十几人)在大步赶路。他们身上湿漉漉的,衣服、鞋子沾着泥水。解放军边走边向市民挥手。我们和大家一起使劲鼓掌,欢迎解放军,欢呼上海解放。
我当时的印象:上海解放好像没费多大劲、更没有看到两军厮杀的激烈场面。很久以后才知道,这场战役是渡江南下的解放军三野,5·12发动,5·27上海解放。其间半个月,上海外围进行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才把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完好地交到人民手中。上海人民是幸运的。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解放上海牺牲的成千成万的先烈们,我们永远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