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挑战

张怡微

疫情重塑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形态，没有人能幸免。它的社会影响巨大，渗透至生命观、生活观，我想，许多懒人如我，实际上是被迫接受了新冠病毒抛给我们的复杂挑战。我的书桌上多了越来越多的设备，如话筒、耳机、光圈、平板、阅读器、翻译机，电脑上也装了不同的直播软件。从一开始的排斥、回避，到现在努力面对，只过了一年时间。

上个月，我参加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新书发布会，会上他传来视频作为感谢中国读者的礼物。编辑告诉我，疫情改变了这位作家。他原来一直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很少参加公开活动，此次全球宣传，却堪称有求必应，甚至，亲自给营销编辑回信。很难说，是疫情治好他的心理障碍，还是他决定换一种应对的面貌，重新融入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通过视频——这种更直接的方式走到台前介绍自己的想法、介绍书的缘起，这在从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内心中依然保留着童年的审美，认为作家并不需要照片，也不需要出来解释自己的作品，尽管我自己早已走向了“歧途”。对于石黑一雄的改变，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小时候崇拜过很多作家，大多因为他们遥远、神秘，能看到的肖像，大致也就一两幅。后来我自己成为了作家，赶在手机可以拍照的年代以前，宣传照都是家里人拍的，笑起来也很拘谨，每张用来代表我写作成果的照片，看上去都很像“祖母年轻的时候”那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慈祥感。如今手机照相的质量越来越高，我们面对镜头也越来越轻松，反正照片可以美颜调整，拍得不好也可以删掉。平时上课，总有学生时不时举起手机拍摄幻灯片或者板书，我做学生的时候，还不敢在上课时举起手机直接拍讲台。即使手机可以拍照，大部分同学还是会选择手抄板书以示尊重。现在早已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去年因为在家的时间多、心里又焦虑，我订阅了许多网络课程。有的是单次付费、有的是连载更新，三分之一的课程，我至今都没有听完，本质上是丧失了兴趣。还有几门系列网课，倒是认认真真学习完，专业的团队和普通的讲座录像还是不太一样。有些细节的处理，不管是对我自己上课、还是知识更新的记忆方式，都带来了新鲜的帮助。疫情之下，我既是网络课程的消费者，也是新内容的创造者。学传播学的朋友对我说，有个词专门形容我们这样的人，叫产消者（Prosumer），指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由阿尔文·托夫勒提出，出于著名的《第三次浪潮》一书。

成人学习当然是需要成本的，但也有一些营销模式来促销，例如试听，拼单等等。最后平均到每堂课，大概是40-50块钱，两小时授课，其实远低于未成年人的培训费用。主办方会提供一个组群，交流相关课程信息，实际上也是在建立未来“拼单”课程的朋友圈。得到的内容和大学里差不多，是书单、相关课题较为及时的直播讲座讯息、与老师咨询互动的机会等等。这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免费讯息，通过运作也可以成为消费品的一部分。

有些朋友是坚定的“知识免费”观点支持者，他们就不是产消者，不需要生产，同时也没有动力对知识进行消费。我不喜欢电子书、也不做电子书，不喜欢上网课、却愿意付费上网课（一年最多坚持三门课），不喜欢代言自己的书、却又对直销模式有浓厚的兴趣，可能也是疫情帮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复杂兴趣。

关于石黑一雄的线上宣传活动，还有一则趣事。我带着复旦创意写作的几位同学参加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几所双语学校的线上读书会，当天我家的网络坏了，只能用手机热点做活动。活动结束后，我急忙报修，十分焦虑。来修网络的小哥挪书时，突然抬头对我说，“你怎么有那么多《收获》杂志，我小时候是《收获》粉丝。”我说，“那你拿几本回去看吧。”他说，“可是拿了也没有用，我要上班，我只是想起了小时候。”

其实我也是，在复杂的现代生活里，常常想起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