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来过”的意义

◆陈嫣婧

杨潇让人最着迷的地方，也许在于他对“现场”的重视，这可能多少来自于他作为一名记者的习惯或工作方式吧。也因为重视“现场”，他有着强烈的凡事亲身去经历的诉求，这似乎更渐渐地变成了一种本能。当他将关注点放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初的那段历史时期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南渡”和西南联大的成立基本上是无法绕开的。但关注这段历史的人太多了，对它的书写和研究即便不是灿若星辰，在数量上和深度上也早已呈现出饱和状态了。各类的史料整理，纪录片，回忆录，乃至电影创作，留给杨潇的还能有怎样的路径和方法呢？

但他似乎并不太在意，更重要的是，他特有的书写方式散发着别样的魅力。在纸媒时代成长起来的杨潇，作为一名资深记者和驴友，行走过很多地方，深入地考察过各种不同环境下的人类生活。他的长篇特稿有深厚的人文地理色彩，呈现出“以地理写历史，以空间写时间”的特殊视角和思考方式。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一书中，他关注到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南渡”，它们不但与动荡的时代及重要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这种“在路上”的“例外状态”，更能突出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家国、文化、知识和自身的生存问题时那复杂的心路历程。地理志式的写作表面上是依托一定的地理位置与相关路线，有点类似于“地方史”或者“公路片”，呈现出一种对空间的强调。这似乎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这种大规模的知识分子迁徙是因为它的规模和途径路线的长度而具备重要历史价值的。但事实上，杨潇的写作更多地吸取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公路文学”及“公路片”的灵感。作为一群自觉地远遁使人麻木的现实规则，渴望在旅途中释放自我，认清自我的“浪人”，他们更看重的是迁徙状态对人类心灵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人类在面对这种状态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情。虽然辗转于漫长路途的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相对公路文艺中的浪迹天涯者需要面对更多现实的无奈与挣扎，但作者显然并不迷恋那种传统的“苦难叙事”，他几乎没有越过他笔下的人物去介入他们的心理活动，但是正是这样的处理，让我们能够更加主动地体会到，它最终指向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突变，更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复杂。

在正常情况下，知识分子和所有人一样也依赖安逸的生活环境，且由于创作或研究的需要，他们可能更渴望普天之下能有一张长久安静的书桌。在《重走》一书中不止一个地方，作者提到教授或学生们在不得不遗弃自己藏书时的那种无奈，闻一多在沦陷日记中几处提到自己的“没有心思”：没有心思读书，没有心思作文章，连拔草都没了心思。在长途跋涉，辗转于各种交通工具的迁徙路途中，他们不得不一再处理自己无法得到平静的心，时刻被各种各样的焦虑侵扰着。然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中，知识分子们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对历史的选择得以部分地摆脱他们具体的知识成就，独立并且强烈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比如在取舍逃难途中的行李时，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选择了保留那些无论如何也不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又比如他们在船上购买一尊陶瓷观音像时，因为突如其来的空袭警报而没能及时付款，然而或许是出于补偿吧，此观音像却阴差阳错地伴随着他们一路颠沛，于险峻中度过整个战争岁月，甚而渡到大洋彼岸，如今仍摆在赵氏后人家中。看上去，这只是一处逃难途中不大引人注意的小细节，然而当我们再次回望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回味这段浸泡了各种无奈和苦难的文人史时，这尊朴素的观音像却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记录者”，一个奇特而意味深长的符号。

由此看来，杨潇所定义的这一次“重走”，并不只是一个已经被书写完成的文本，它更是一次真实的个人经历，一个以肉身之躯迈向历史，并试图理解历史的行为。确实，历史也从未完全从现实中退去。作者通过他的文字向我们展现着如今的湘黔滇，那些在岁月的余晖中回首的老人们，那些尚未完全退出这个世界的时刻，那些看似如此不同，却无法被彻底改变的地标。回忆连着当下，折射出的是别样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