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
初三年级,有了读报的兴趣,时常路过一家报社的报栏,看副刊上的诗歌,也想写诗。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母亲每天带回一大堆计件的零活,做到很晚,不明白我为什么瞎忙。我说:写诗。如果登了报,说不定一次赚的钱比你一个月的工钱都多。这当然是小孩大话。倒是老师知道了,让我负责编写班上的墙报,也就让我的习作终于有了发表的地方。
一天下午,我在教学楼走廊上被一个人突然拦住去路:我看到了你写的诗。
各班的墙报,在教学楼入口一侧,没有什么人注意。想不到竟然被他看到。他比我高一年级,小学是我们学校少先队大队长。全校差不多人人都知道他:他从来没有课本,作业本都是用到处收集来的纸片装订的;不管天晴下雨,热天冬天,总是打着赤脚,裤腿勉强遮住小腿肚,上身穿着大人的衣服,又长又大,皱巴巴的。进了中学,除了长高了,还是老样子,还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我一直单相思似地崇拜他。他突然找我,让我不知所措。
那天晚上,我像一只怯生生的小狗似地跟着他,在街上走到半夜。大街上巳阒然无人,只有路灯沉默的光亮和梧桐树寂寞的“沙沙”声。我噤若寒蝉,始终摆脱不了最初的惶惑。
你喜欢写诗,跟我一样。不过你那样的不是诗,诗并不是标语口号加上个“啊”字就行了。当然,大诗人也有拿标语口号写诗的,不过从那样做开始,他就不是诗人了。
接下来他说了一大串名字: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知道吗,因为跟一个贵妇好,拜伦被赶出家乡,就是你现在的年纪。他扬起脸,“嘎嘎”笑起来,在空寂的街上特别响亮。
这样的夜行后来越来越经常。一个又一个我从没听过的诗人作家的名字和作品像水一样汨汨流淌。我无法跟他对话,只能老老实实听着,尽最大的努力记在心里。我的文学理想就在这种怯生生地聚精会神地聆听中一天天成长。
有一次他掏钱买票,我们一起看了电影《漫长的路》: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对强权的抗争,失败,流放,重逢,终至于生离死别。蔚蓝的大海,忧郁的灯塔,西伯利亚黑暗的雪野上孤独的驿站和马灯,在狂暴的大风雪中渐渐消失的马车和绝望的呼号……
我泣不成声。
我们最后走出影院。大街渐渐恢复了安静,他一直默默走在我身边,忽然说,我念诗你听。
我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
我健康,我自由,
整个世界展开在我的面前,
漫长的黄土道路可引我到我想去的地方。
……
我照例是呆呆听着。他念的是惠特曼的《大路之歌》。我有一点明白:《漫长的路》《大路之歌》其实就是人生的路,人生的歌。
初中毕业,我去了—个远离省城的农场独立谋生。在我带的书里,好几本是他的,上面的空白写满了他给一个同班女孩的情诗,那女孩后来转学了。
两年以后,我与他在庐山脚下的一座城市邂逅。当时我在一家商店的檐下避雨。一个人浑身淋得透湿,却依然慢悠悠地在雨里走着。他忽然发现了我,跑过来,劈头问:“你下乡怎么不告诉我?”
好像我们分手。只是头天晚上的事。
“如果是我,决不会下乡。”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我咬紧牙关,什么也说不出。两年,从省城到乡村,我已经完全成熟。两年很短,事情太多,说不清不如不说。
雨声很响。我想着两年前与他的一次又一次夜行。
此后我再没有见到他。过了将近二十年,我回到省城,他已经埋在了他插队农场的一个小山坡上。高中毕业,他还是下乡了。
在我的写作生涯开始之前,他最早在我心里种下文学的种子。他像传奇般遥远,又像兄长般亲切。他和他的诗,他的笑声,他所拥有并使我一直向往的一切,成为我永远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