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华的一代人

侯宇燕

我想谈谈一位已不在人世的清华老师王震寰。近三十年过去了，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他，记得他呢？也许，以他的性情，也不需要为人所念。我惟有悄悄在心中回忆那些过去的图景，虽然这回忆也“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1987年的初春，因病休学的我，有幸于每周末下午，随母亲去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那有着圆形大穹顶的阶梯教室，听清华大学音乐教研室组织的教工音乐欣赏课。惊鸿一瞥，从此这些旋律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审美情趣。

“中国民乐”的讲解者就是清华音乐教研室的王震寰老师。现在我仍保留着那时的讲义。顺便提一句，1993年，坊间轰轰烈烈评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我无意中于报纸刊出的作者名单中看到了王老师的名字。

王老师刻印的讲义，从诗经始，到楚辞、梅花三弄、阳关三叠、胡笳十八拍，直至各地域各时代的民歌小调，甚至当时刚刚播映的《红楼梦》插曲都有。词、谱一应俱全，连相应的文学背景资料也配备详细，厚厚的一大摞，字迹整齐划一，清晰的蝇头小字密密麻麻。王老师还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如有兴趣，还可去音乐教研室录这些音乐的磁带，一元钱一盘，共三盘。因为无论乐曲还是民歌，其演奏者、演唱者都是最出色的“大腕”。譬如有刘德海演奏的《十面埋伏》，闵惠芬演奏的《二泉映月》，施鸿鄂演唱的《满江红》，佟铁鑫演唱的《对面山上的姑娘》，当然也有延安时期那些旋律优美的新歌剧……在80年代后期，港台歌曲已大行其道，这些“老”而“土”的乐曲的命运似乎不大美妙。总之，若无王老师这个渠道，当时的我绝对无缘得入宝山，甚而有幸听到这些最权威的版本。

多少年来，我不知听过多少遍这三盘卡带，可谓浸淫甚深。那旋律早已深入我的心灵，与我融为一体。我在这些乐曲上寄予了无数道德与文化意义的审美想象。“祖国”的形象就这样出来了。

短短半学期的讲座结束后，人们各复其位。秋天，我从别人偶然的交谈中惊悉王老师已患喉癌病逝。他去得悄无声息，未泛起几丝涟漪。原来就在最后一堂课乃至更早的时候，王老师就已经清楚地看到自己正快速走向生命与事业的尽头。最初的震惊缓缓消失后，我心中涌起的情感，是强烈的怜惜多于伤悲。这听来有点可笑。一个刚过十四岁的孩子怜惜一位已逝的中年知识分子。但这是无比真实的情感。王老师那瘦弱的身影，沾满粉笔灰的衣衫，厚厚镜片后欣喜的眼神和淡淡的悲哀，潜伏着致命病灶的嘶哑的嗓子，还有用大字工工整整写成的讲稿……就像我从小就常常涌起在心间的，对骑着破自行车穿梭于实验室、幼儿园、小学、家门之间，匆匆而过的父辈们的强烈的怜惜。他们有瘦削的脸庞，常常纷乱的头发，羸弱的肩膀，永远不能停息的生活之轮……

说到王老师，就不能回避新清华。王老师经历过老清华的尾声，有深厚的西洋音乐功底，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也真心热爱着鼓舞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解放区新歌剧……这些年来，人们对五六十年代培养起来的新清华人的研究探讨远没有对老清华多，但实际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把“士”的特征发挥到极致的克己奉公的一代人。“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乳汁灌溉了祖国、事业、子女，却唯独没有营养他们自己早衰的身体。也许，只能将这些缺憾划归为时代的悲剧。新清华一度由综合性大学改为单纯的工程师摇篮，单一的训练难免形成匠气，这是公认的遗憾。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封闭剧变的社会环境……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这代人没有留下鲜明的历史性形象。但不能否认，这段岁月培养出来的清华人在坎坷中充满了奉献的血汗、信仰的激情。纵然是仆倒在地，一颗心依然高举对祖国的热恋。

在今天的清华园，依然时常可见“王老师”的身影。他们衣着普通，两鬓斑白。尽管子女已事业有成，他们依然骑着自行车，四处奉献余热。他们太过平凡，却又有引人注目的共性。无论男女，都刚毅、持守、执拗，甚至多少有点不合时宜。老式镜片后深邃眼神闪烁的是关心政治的热情，参与社会生活的赤子之心，以及孩子气的理想主义。在我看来，这标志性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眼神，比校庆时别在他们衣襟上的红纸条更能证明那一代人的身份。

这一份沉甸甸的爱国爱事业之情，在清华是一代代传递的。国庆70周年时，宿舍阳台上都招展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到处是“我和我的祖国”的红色字样。老清华和新清华融合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在这里永远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