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晚上8点开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开始准封闭管理。校门关闭前,有不少老师带上被褥等简单行李,选择“逆行”。牵挂正在进行中的科研,惦记着实验室安全,担心教学的质量和进度,是他们不约而同回校的理由。基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教授张红旗就是其中一位,他牵挂的是一群重要的教学“伙伴”——“无言良师”(对红十字遗体捐献者的尊称,也称“大体老师”)。
春季学期正是上《局部解剖学》课的时间,6间实验室里有42位“大体老师”。这两天,上海接连几天最高温达到二十七八摄氏度,实验室里的“大体老师”令张红旗老师放心不下。“‘大体老师’如果不妥善保护,不通风透气,可能会因上霉而损坏。”于是这两天,张红旗和一同留校值班的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党支部书记李文生教授商量,白天给存放“大体老师”的实验室开启通风、空调设备。本报记者 易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