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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军
越剧《何文秀》,尤其是“桑园访妻”“哭牌算命”两出折子戏,记不清看过几次了。然而我对戏里的大反派张堂,想恨却总恨不起来。
张堂何许人也?乃海宁一霸,仗着是严嵩的干儿子,鱼肉乡里,欺男霸女,好事不干,坏事做绝。某一日又率家丁强抢民女,致其投河而死,回府途中遇见途经此地、欲前往杭州的何文秀夫妇。张堂见何妻王兰英貌美,顿生歹念,上前搭讪,殷勤介绍客店,当晚邀请文秀饮酒,将其灌醉,自己径往客店调戏兰英。逼奸未成,兰英逃走,张堂再生毒计,杀死侑酒丫鬟,诬告文秀奸杀,贿赂知县将其打入死牢。又怕文秀上告阴谋败露,遂欲买通狱卒将其鸩杀。对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恶人,戏曲尤其是越剧的表现则另有一功——一声“小娘子”,便是一阵花枝乱颤,怎么让人恨得起来;一句“给我抢”,接着一顿花拳绣腿,哪里让人怕得起来。
常言道有何等样的主子,便有何等样的奴才,张堂手下那帮小厮吆五喝六、伸膊挽袖,与其说可恨可怕,不如说可笑可爱,尤其当王兰英慌不择路逃进杨家茶馆,众小厮尾追而至,与杨妈妈及众义女大打出手,被打得流花流水、哭爹喊娘……若所有的坏人都如此,那么天下何止太平,简直是欢乐无边了。内中奥妙便是,戏曲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女子越剧更是如此,女孩扮演男子,何止写意,更是美丽。
同为女孩扮演男子,我倒对何文秀有些不满。何文秀太儒雅、太柔和、太过善良,善良到不识人、轻信人、受害于人。若不是牢头王德仗义,将刚病逝的儿子作顶替,骗过上司、放走文秀,便不会有何文秀拜王德为义父,改名王察赶考高中、被授巡按,再回海宁剪除张堂、为民申冤的后文了。哦哟,忘了,此事还有前文。文秀何许人也?乃世家子弟,其父官任礼部侍郎,被严嵩陷害,遭满门抄斩。文秀孤身逃走,到处流浪,靠唱道情勉强谋生。也是天赐良缘,某一日王家老爷做寿,何文秀去献艺,标标致致的相貌、斯斯文文的举止、悠悠扬扬的道情,赢得了王家小姐的芳心,于是当夜后园邀约、赠银赴考。不料还没私订终身,就被王父发现,即按族规将二人装进麻袋“沉塘”。若不是王母爱女心切,暗地命人做了手脚,二人便没有奉母之命成婚逃亡,更没有途经海宁遭遇张堂的后文了。
但到了后文的后文,即三年后何文秀金榜题名,官授巡按,再回海宁时,则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并没有急着上任,而是微服私访,到处收集能证明张堂恶迹的人证,鼓励他们告官——包括那位跳河民女的老父亲。他也访得了妻子的下落,原来王兰英得救后,拜杨妈妈为义母,随往九里桑园居住。何文秀来到桑园,隔窗见兰英正向着他的灵牌哭泣祭拜。这一折便是“桑园访妻”;又听得杨妈妈劝妻子算上一卦以测未来,灵机一动,次日乔装算命先生,当着杨妈妈的面“算定”自己大难不死,即将归来。这一折便是“哭牌算命”。何文秀此举一是为避免过早泄露身份、惊动张堂;二是为确认妻子是否移情、另嫁别人。经过三年磨难,何文秀从一介没有防人之心的落难公子,成了一位智谋在胸的爱民清官。与此同时,何文秀依然是一个儒雅的书生、一个多情的种子、一个善良的好人。
中西戏剧的不同,源于对人性的看法不同。西方人主张性本恶,所以西方戏剧的人物是善中有恶、恶里有善;中国人认为性本善,所以中国戏剧的人物并不在恶中找善、坏里寻好——坏人无恶不做,根本不需要分什么层次、定什么前后;而是在善中求善、好中寻好——因为好人之好,不止一面一层,而是多面多层。然而平素也只是单面单层,若不是遭遇极端事件、处于特定环境,后者未必出现。简而言之,西方戏剧研析“人之恶的复杂”,中国戏剧则开发“人之善的复杂”。两者本来各行其道,只是百多年来西风东渐,对东风多有影响甚至是同化。这便是为什么中国的许多话剧,还有不少原创的、翻案的戏曲如潘金莲、阎婆惜、崔氏,专注于善恶的翻覆,不在意善良的层次,似乎只在一个“好”字上做文章,便不是完整、全面和深刻的了。
一树喻人生,好似暗枝明叶。不历几番风雨,岂得花前月。轻吟浅唱尽缠绵,此意最清绝。知否那人纯善,断不容微屑。
——调寄《钓船笛》
《何文秀》看多了,思绪难免从耳目中蒸发出来,却也没蒸发多远,仍在戏内戏外。何父忠良被杀,固然是因严嵩陷害,但若没有嘉靖拍板,怕也不至灭门惨案;文秀化名中第,固然仗着才高学深,但若没有嘉靖任命,恐也不能手掌尚方。何文秀斩了张堂,即要回京述职,前途实在凶吉莫测。啊呀,对了,在最后的唱词里,何文秀已料到将面临丢官、削职甚至难保命的后果——这些都是嘉靖的权力。简而言之,何文秀遭祸的根源在皇帝,复仇的倚仗在皇帝,最终的命运也在皇帝。只要嘉靖还是宠信严嵩,那么何文秀的团圆必是昙花一现,何文秀的未来必是命悬一线。中国传统戏剧向来不以悲剧收场,却从来不能阻挡观众对悲剧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