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耳 比电影更重要的事

程耳著短篇小说集

◆孙佳音

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程耳说“刚才那个问题，我补充一下”，然后很严谨地讲了个把分钟。挂电话前，他又说，“我再补充一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并不起眼的提问，他都要深思熟虑，给出尽可能完整的回答。他就是这样一个导演，对待自己的创作，尽可能地摒除煽情和浮夸，始终保持着坦诚和清醒，追求节制并且精准。

1 从没有“好好讲过故事”

程耳是谁？

七年前，《罗曼蒂克消亡史》上映，这个名字对大多数普通电影观众来说，是陌生的。

七年后，《无名》上映，这个名字因为电影超过9亿元的票房，因为梁朝伟和王一博，因为这个同样发生在旧上海、讲着上海话的故事，被更多人知道了。

这七年，程耳似乎并没有变化——比如他讲述故事的方式，比如他对上海和上海方言的某种偏爱，比如他对电影创作的虔诚态度。

尽管被比较，《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导演拍摄的另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更聚焦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从1999年那部艳惊四座的毕业短片《犯罪分子》算起，程耳迄今只交出了四部长片，但却无一例外地烙印着导演鲜明的个人风格。有人戏谑说，他总是把电影的时间线搞得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又把人物的内心和动机搞得暧昧不明。当被问及是不是从来都没想过“好好讲故事”，程耳回答：“我没有按照顺序说过一个故事。”但他马上补充，“我不认为这（非线性叙事）是一个值得去说的事儿，很多人都在（结构上）这么做”。

程耳1995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入学一个月后，他看到了昆汀的《低俗小说》。“有耳目一新的感受。我的第一反应是电影的结构、单场戏的表达都庄重而戏谑。”第二个让他投入思索的导演是布努埃尔，“我开始了解如何结构故事，他的细腻和优雅也影响了我。”第三个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其影片呈现出的宿命感以及悲悯之心同样打动了程耳。于是，从毕业作品《犯罪分子》起，他尝试着在一个具有可看性的故事基础之上，尽可能地融入个人表达。那些年，程耳的作品一方面具备了悬疑、犯罪、谍战、动作这样的类型元素，并且大多时候与知名演员合作，但却几乎每一次都会遭遇“过于文艺和晦涩”的争议，以至于这一次他在预告片里自我调侃地打上了“超级商业片”五个大字。至于故事的结构，虽然程耳并不否认当时间打乱后，把最初的选择和后来的结果直接对比给观众，它会带来一种思索，而且会凸显一种宿命感，但他仍然为自己“澄清”：“从写剧本的第一行字开始，我就是顺其自然地叙述，而不是刻意故弄玄虚或一定使用某种结构。”

2 从没有学说过上海话

关于“顺其自然”，程耳还举了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我在上海生活了许多年，常常吃炝虾。在某一次吃的时候，我也像剧中的人物一样凝视过这些虾。除了美味，我一定也在内心感受到某种残酷性或者恻隐之心。”之后，它很自然地出现在《无名》的剧本里，第一次出现是在王传君的凝视之下，第二次出现则参与到整个结构和叙事中，“我的剧本中所有的元素都是遵循这样的逻辑。留意生活，在反思或批判中，一些人物、场景抑或物件都会渐渐在心里留下来。始终无法忘怀的那一部分，会自然流露于笔端。我认为这才是严肃电影创作的真实过程。”

始终无法忘怀的，一定还包括那段历史。程耳说，他个人对近代史比较感兴趣，也在写名为《东亚往事》的小说，“《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的缘起都来自于阅读。渐渐地，一些人物、事件、场景甚至物件会在心里沉淀下来，难以忘怀。”这些挥之不去的，最终流淌、汇聚成两个剧本、两部电影。程耳又说，其实电影所聚焦的年代并不要紧：“我们拍了一段动荡的岁月，动荡的岁月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其实我们最关注的，始终是人。每一个个体，无论职业、阶级、境遇，都被裹挟在历史之中。”他说，无论投资大小，也无论题材年代，自己电影最终的落脚点，始终未变，“是人性的复杂性”。

话虽如此，《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中对于上海的细腻描摹，对于本地方言大篇幅地运用，还是被反复讨论。对此，程耳解释说，方言是能够让观众最快进入电影中预设情境的“最省力”的办法。这个大学毕业后在上海生活了近十年的湖北男人说，尽管他对这座城市有着特别情意，但他从没有试图学习、掌握上海话，“那是不可能学会的”。他笑着补充说，“上海话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上海人都认为人家的上海话是不灵的。”

3 从没有放低任何标准

程耳认为王一博还是很有语言天赋的，上海话还是蛮灵的。无论在上映前媒体见面会上，还是这次专访中，程耳都特别提到了王一博令他惊喜的语言学习能力，“连我们现场的上海话老师也觉得意外”。这个青年偶像在这个春节遭受到争议，也在程耳的意料之外。“我们直到上映，也不会想到问题是这么严重的（电影上映后，王一博的表演引发了巨大争议。在大年初三其他贺岁档已经出分的时候，《无名》的豆瓣主页仍显示‘暂无评分’，短评区甚至将‘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随机展示部分短评，请谨慎参考’置顶）。因为我们不会去那么揣测别人。”

虽然程耳坚持说，评论应该是自由的，他不会介意，也不会被影响，他甚至非常笃定，“不认为类似于这种言论对口碑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但当被问及，是否会有一刻觉得自己看错了这个全片最早定下的青年演员，程耳回答时候的审慎，大抵与他对待自己电影的严肃是一致的。他说：“会这么问，其实因为你很难让观众了解，我对标准的严苛程度。”他说，其实每次拍戏都会碰到问题，甚至也会有反复调整还不能够让他满意的表演，“碰到实在是拍不成的演员，那我的办法是彻底把这个人物删掉。因为我不会让不准确的东西最终呈现出来。”

4 从没有想要孤芳自赏

“他们并不了解一个严肃的创作的出发点。”程耳或许很难向那些还没看过电影就泼来脏水的人解释，他对待自己的作品，是如何追求克制与精准。比如，他会在每一场戏写完之后，自己默不作声地读一遍，确保每一个字都是通顺的，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准确的；比如，他在整个拍摄期间，几乎从不外出就餐、喝酒，直到杀青那晚才和大家一起出门聚餐，“喝了一点酒，也没有到‘很多’的程度”；比如，即便拍摄素材都有着工整的构图、讲究的光影、细腻的表演，但他在剪辑台前还是手起刀落，“你的细节是不是真的有用？是不是真的在为你的叙事服务？不是的话，我都会毫无眷恋地剪掉。大概这次剪掉了三分之一。”

或许，程耳也很难向许多批评者解释，尽管很庆幸自己很早就找到了个人风格，但他从来也不认同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的简单划分，“商业和艺术的划分，边界本身就没那么清晰。真正的好电影一定比商业更商业、比艺术更艺术”。他始终希望自己能够更好地融合作者性和商业性，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走到更多观众面前。《无名》上映这一个多月，他为这部电影跑了很多路演，见了很多观众，做了很多采访。他说自己尽可能立足于真实的历史、人性和情感；他很高兴《无名》的完成度较之以往更高了；他像是自勉更像是呼吁，“我希望电影的创作能够严肃一点”。在他心里，做电影永远有一条底线不可妥协：“对于这份工作，我们应有起码的品位与现时代的审美，趋于准确的表达，不要让观众在漆黑的电影院里，因我们的草率无知甚至胡闹而感到羞愧。”

正是这样一个导演，却在1月23日，在自己新片上映的第二天，在他回到拍摄地上海即将参加路演的时候，写文章说“电影并不重要”。程耳在那一天，并不隆重，却很郑重地宣告，自己的下一部电影《人鱼》将在今年夏天开机，依旧会跟王一博合作，并在亚洲多处取景，“这一次我们将关注那些无力过年的人们。”

当我问他《人鱼》究竟要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导演严谨依旧：“不是我不愿意讲，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把剧本写出来，还没有写完。”不过，他说这个故事拍起来会“便宜”一些。翻开他那本已经出版了七年的短篇小说集，《人鱼》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一个在海底世界扮演美人鱼的普通北漂女孩，正为生活辛劳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