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花开了

庞余亮

1985年于我，是一个最值得记取的年份。18岁的我，师范毕业，从扬州去了乡下做了小先生。

同时跟着我去乡下的，还有一本好书，汪曾祺的小说集《晚饭花集》。一个人的读书，就像爱上的第一个人。她会奠定我们一生的品位。这本淡绿色封面的《晚饭花集》就是我爱上的第一本书。

说句实话，这本书第一个打动我的，并不是汪曾祺先生的文笔，而是书名：晚饭花。

“晚饭花就是野茉莉。因为是在黄昏时开花，晚饭前后开得最为热闹，故又名晚饭花。”

这是汪曾祺先生一开头就告诉我的话。我想了一会儿，终于在我的头脑中找到了对应的花朵，这不是我父亲口中的“懒婆娘花”吗？父亲的意思是这花太懒了，像一个懒女人，一直睡到黄昏才起床梳头开花。

同样一朵花，两个不同的称呼，就有了不同的意味。我觉得汪曾祺的“晚饭花”真的太恰当了，“懒婆娘花”实在太粗鄙了。

这是我的秘不示人的自我教育。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长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文学的成长同样需要这样的自我教育。《晚饭花集》给了我很多次这样的自我教育，还有自我的暗示。

非常庆幸的是，在那所非常偏远的乡村学校，我的行囊里有一本《晚饭花集》，我们的校园因为没有绿化经费，一位老教师给校园的各个角落遍种了晚饭花。每当放学的时候，晚饭花正好开放，在空旷的校园里，我就捧着《晚饭花集》，对着正在开放的晚饭花读书。

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是知道少年李小龙的。

我的乡村学校的晚饭花也是知道那个王玉英的。

“……李小龙每天放学，都经过王玉英家的门外。他都看见王玉英（他看了陈家的石榴，又看了‘双窨香油，照庄发客’，还会看看夏家的花木）。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没有一点声音，在浓绿浓绿的叶子和乱乱纷纷的红花之前，坐着一个王玉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最美的时光，我以为，我一生中最美的时候就是18岁的我，在晚饭花前读《晚饭花集》的那个时光。那时候，有忧伤，有寂寞，但那忧伤是纯粹的，寂寞也是纯粹的，热爱同样是纯粹的。

我爱上了汪曾祺的文字。

我悄悄去了趟高邮。

从我的乡村学校去高邮得绕道界首，也就是高邮的那个界首镇。我在界首镇停留一个小时，看了会儿小镇，也看了会儿大运河，大运河的水很浑浊。开始很失望，后来想通了，浑浊才是有历史的大运河啊。

到了高邮已是黄昏。但不是夏天的黄昏，是冬天的黄昏。冬天的高邮给我印象和我老家兴化城差不多，但是高邮的面条的确好吃啊。

吃完了面条我去找我的李小龙。那时候的大淖已快成垃圾场了，竺家巷上空全是不同形状的电视天线。

我依旧闻见了晚饭花的芬芳。

我的行囊里还是那本《晚饭花集》。

这本《晚饭花集》跟我走了多少个地方啊，也跟着我做过许多有关晚饭花的梦。

有了微信之后，每个夏天，我都会拍摄晚饭花。天南海北的朋友都会跟着回忆，说起了晚饭花在他们那里的名字。北京的朋友叫它“地雷花”：晚饭花的果实就像小小的地雷。山西的朋友叫它“考试花”：每当它开得最盛的时候，升学考试就要到来了。也有叫“烧汤花”和“洗澡花”的：每当晚饭，大家就需要洗澡了。也有叫“潮来花”，这是住在海边的朋友说的，晚饭花唤来了大海的潮汐。还有直接叫“五点半”的。当然，叫得最多的还是“胭脂花”和“紫茉莉”。

我热切回应着，同时也在回应我心中的李小龙和王玉英，当然还有那个好玩的老头汪曾祺，与我的文盲老父亲同龄的汪曾祺。

那一年，我又带着《晚饭花集》去湘西看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故居。故居里的人很多，像凤凰的姜糖一样，多而诡秘。我在故居买了一本《从文自传》，准备去沈从文的墓，可熟悉吊脚楼的导游并不清楚先生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出门打听了一位当地老者，她给我们指点了方向：城东南岸。

我们立即过桥，穿越长长的小巷，出城，找到了先生的墓地，这是十二岁就离开家乡的凤凰游子的终点。在小小的半山坡上。墓碑上有十六个字：“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令我惊奇的是，墓碑边就是一丛灿烂的晚饭花，不是我常见的红色，黄色或者紫红色，而是白色晚饭花。

我在白色晚饭花前停了很久。我要记住这芳香的寂寞的白色的晚饭花。老师的晚饭花。先生的晚饭花。学生的晚饭花。

那个有月亮的晚上，我又来到了高邮，来到了竺家巷，敲开了汪曾祺先生家的门。汪曾祺先生的妹妹和妹夫在。他们请我们都在签名簿上写行字，我想了想，写了五个字：

“晚饭花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