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良骏
每次站在书橱前东翻西找,总会不由自主地抽出这本薄薄的《陶行知教育思想论述》,思绪万千。
1990年,对出书一窍不通的我,捧着一叠书稿冒失地闯进学林出版社。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逢人就说,要出书,三个月后出一万册书。时任社长的雷群明先生难以置信地望着我,泼了我一头冷水。先要审题,再要审稿,通过了才能谈出版。像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印个两千册已经是破天荒了。他找来王须兴先生与我谈。
这是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看得出来,他在字斟句酌地对我说话。信心满满的我,才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要出理论著作,通过选题本就难,出一万册简直是天方夜谭!我傻了眼。
当时,我在陶行知纪念馆工作,每天接待成百上千的参观者,为大家讲陶行知。人们被“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感动,爱屋及乌,对我都是赞誉。哪想到被许多人认同的我,出书却是“槛”外人!王先生未说的话,我猜到了:你从未出过书,他们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你的水平?
王先生见我垂头丧气,想了会儿说,这样吧,我们先不看书稿,找时间去听你的报告。第三天,他真的带了几位编辑到陶馆来。像往常一样,行知堂里挤满了人,我连讲三场,王先生竟然一直没走,静静地听到全部结束,天已黑了。我忐忑不安走向他,未等我开口,先生说,陶行知精神感人,你讲得也感人!这书可以出,我们帮你!我欣喜若狂,竟忘了谢。
进入书稿审校,我才知自己完全是个“白丁”。我工作忙,白天没空去出版社,王先生约我下班后顺路去他家里讨论文稿。坐在他局促的家里,他事无巨细地教我定书名、增删稿子,以规定的符号改错字……弄到他家人很晚还不能睡觉。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对于我一些很外行的问题,也总是耐心地解答。去他家十几次,我却没有敬过他一杯茶!
按常规,书历时一年才能面世。应我要求,王先生夜以继日,与他的同事们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三校,赶在1991年10月陶行知百岁诞辰出版,成了一本献礼书,影响很大。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所有我出的书中,唯一在半年中连印三次、印数达到两万册的著作。王先生感慨地说,第一次出书的作者,竟出了本如此受欢迎的书!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拒绝我的所有谢意,反而一再说,要谢谢你给我机会编这么好的一本书!出书的门在我面前打开了,这以后我的陶研著作、散文集、教育论文……一本本出版,为此与几十位编辑打过交道。他们性格迥异,却一样认真,但交往都止于一本书。
只有王先生,对我,他不仅是编辑,还是老师,更是能交心的朋友。后来,我请他担任第一本散文集的责任编辑,他欣然答应。等我把书稿完成,却找不到人了。原来,他因脑溢血在1994年3月突然去世,我的书稿再也交不到他手里。
王先生一生为他人做嫁衣,默默地做着分内分外的工作。他命运多舛,但从不抱怨。这是位极普通的出版人,唯有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连同他编的几百本书,给人以一位共产党员坚如磐石、韧如青竹的震撼。
王先生已离开三十年,夜色苍茫明月在,唯有这本薄薄的书,拿在手里,依然火火烫,沉甸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