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来自农村的打工女子

海波

2006年秋天，我应聘在一个小杂志做了几个月编辑。这是本内部刊物，总共不到十个人，除了主编、副主编和我之外，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二十来岁的年纪，大部分是女的。

和我一个办公室的，也是个女生。她比我来得早，是个“老人手”。开始，我以为她是个不好捉摸的人：办公室里来了外人，她就显出很热情、很阳光的样子；来人一走，她脸色就变了，变得沉默起来。大部分时间她在电脑上玩扑克牌，小部分时间编辑稿子；编一会儿，就托着腮帮子发一会儿愣。她衣着朴素，甚至透出一点寒酸。窄窄的牛仔裤、窄窄的上衣、紧巴巴的网球鞋，配上她黑而瘦的身材，有点像一棵落尽叶子的酸枣树。

初见她是深秋，一直到初冬树叶落尽了，她还是这身衣服，只是脖子上多了一条白色长围巾。早上，她用那围巾在脖子上、头上缠绕好多圈，瘦小的身子顶着硕大的脑袋，像漫画里的伤兵。她总是跑着进门，一进门便抱着暖气片，又是搓手，又是跺脚，牙关子打得啪啪直响。我好几次很严肃地对她说：“要穿好衣服，这样会弄出病来的。”她只是苦笑，并不回答。后来，见我说得多了，才低低地告诉我说，不是有衣服不穿，而是没有棉衣，要等下一个月发了工资才能去买。我听了非常诧异，责备她说：“上个月发了工资为什么不买？还有什么比吃穿更要紧的呢？”不料，她恼了，一扭身出去了，把我晾在那里，气得我直抱怨自己多管闲事。

过了一会儿，她回来了，先是很夸张地咳嗽，后来又反复地念一篇漏洞百出的稿子；念一句，笑几声，夸张的声音中似有微微的颤抖。我能感觉到，她这样做是想引起我的注意，或许想和我说话。但我没理她，甚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我不想原谅她刚才的无礼。

这天下午我出去采访，耽搁的时间多了，回到杂志社时别人都下班了。我匆匆地放下东西就出去赶车。刚走出杂志社院子，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转身一看，没有人，只有寒风吹动的败叶在一个小商店面前打旋。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刚转身要走，她从小商店里冲了出来，把一个糖球塞到我的手里，然后笑着跑开了。

那是一个像拇指肚大小的糖球，下面插着一根牙签般的小把，小孩子吃的那种。我忍不住笑了，心想：真是个孩子啊，道歉的方式也如此奇特，于是就追上去，想还了糖果，然后和她说几句话。不料她却笑了个没完，直笑得前俯后仰，跌倒爬起。这里虽然是个小巷子，但正是下班时间，来往的人不少，人们虽然没有停下来，但都侧了脸看；先是看她，然后看我，眼神里透出狐疑。这让我非常尴尬，上前拉了她一把，要她不要笑了。这时才发现，她不是在笑，而是在哭。能看出她也是在竭力控制自己，苍白的脸上除了泪痕，就是抹出来的道道红晕。面对我的目光，她不再装笑了，而是很压抑地哭着，哭得脸色铁青，浑身瑟瑟发抖。哭了好长时间，才说了她的处境。

她家在农村，有七口人，父母、奶奶和弟妹。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生活十分困难。按她父母的想法，绝对不会让她上大学，高中毕业后立刻就出去打工，或者找个合适的人家嫁出去。但她死活不同意，一心谋划着上大学。上大学期间，除了学费是家里借的贷款，其他费用都是她打工挣来的。她给学校里打扫过卫生，给学校附近的餐馆里做过帮工，甚至还捡过破烂，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毕业。

毕业后，一个大学生该如何帮补家庭，成了家人的关注点。父母希望她给家里一点钱，最低要求是能帮助家里还掉借下的贷款。而她，随着毕业的到来，一天深过一天地陷入了困境——先是找不到工作，后来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但每月只有700元钱，简直就无法“分配”。

她和两个同学合租了一间民房，但房东要她们一次交半年的房费，摊到她头上的是240元。她找工作时，用人单位要求留下联系电话，她没有手机，因而错过了几个不错的机会，后来就咬牙向同学借了500元，买了一部最便宜的手机，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就给人家还了。她还承诺给家里每月寄300元回去。她一直在攒钱、还钱。本想买一套过冬的衣服，但奶奶又病了……

回家，需要车费，需要假期，还需要一个光鲜亮丽的自己。上大学前，她用理想化的词语描绘过大学毕业后的美景，家里人、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人相信，只有奶奶坚信不疑。而她现在的处境恰恰证明了别人都是对的，只有可怜的奶奶错了。我听后，很谨慎地提出借钱给她。她说自己再也不想借钱了。

之后不久，她就去了南方，据说在一家纺织厂打工，每月1500元工资，有集体宿舍，只是完全抛开了她上大学所学的专业。工作是初中同学介绍的，同学已经是工厂的小头目，没有上过大学。

快20年来，突然没来由地又想起了她，该是越过越好了吧。如果有孩子，大概也到了快上大学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