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稚”勇烽火童年

颜佩成

1939年的那个清晨，父亲瞒着祖母，将家中仅有的一亩地换作一匹战马，头也不回地奔向抗日的洪流。我父亲在家叫颜炳修，参军时改名董纪曾。此后的岁月里，他的手便再未离开过枪——在敌占区的暗巷里穿梭，于游击区的山林间拼杀。可当硝烟散尽，他又默默解甲归田，仿佛那些浴血的过往，不过是一场大梦。

父亲这般执拗的性情，似也遗传给了我。我是1942年参加抗日，改名董丕呈。我先后参加过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二次战役，战争结束后，我满心想的，不过是回到乡间，守着几分薄田，过些安宁日子。于是在干部部闲住的三个月里，我日日盼着返乡的许可。一位曾在炮兵团叱咤风云的老上级，却将我拦住了。他的话语掷地有声：“小颜！上海需要军转干部，你是党员，当听从组织安排。”最终我留在了上海，进了公安局，将归乡的念头，深埋进心底。

记忆的时针拨回到儿时，七七事变后，太行山上的烽火，烧得正旺，乡间到处流传少年英雄智斗敌人的故事。那时的我，不过是滨县妇救会的一个儿童团长，却也被卷入了时代的浪潮。

在城东七区的张家集，百姓总说这是个风水宝地——前有朱侯把门，后有任马相随。这话倒也不假，因着这般地势，鬼子汉奸轻易不敢来犯。可我与儿童团的伙伴们，偏要去招惹那“不敢来”的敌人。

正月，是马家坊村的儿童团长，我们常挤在他家的土炕上，一边啃着硬得硌牙的窝头，一边唠嗑。说着说着，便说起张家集的鬼子为何不敢出来扫荡，大抵是怕县大队设埋伏吧。正月忽地来了兴致：“小颜，咱俩用王滨局长给你的手枪，去干掉张家集站岗的鬼子！”我慌忙摆手拒绝，五发子弹，那是自卫的命根子，岂可轻易浪费？思忖片刻，我提议用炮仗吓唬鬼子，正月拍手称快，仿佛已瞧见鬼子狼狈逃窜的模样。

第二日天未亮，我们便偷偷出了村。正月将三个大炮仗揣进衣兜，我则攥着火柴与香头。沿着抗日沟前行，露水浸透了布鞋，寒意直往骨头里钻。约莫走了一个时辰，终于望见张家集的岗哨。我猫着腰，歪头打量，见那岗哨不过百米之遥，且处一转弯处，正是动手的好地方。

点燃香头的瞬间，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将香头递给正月时，竟发觉他的手也在微微颤抖。炮仗“乒乒乓乓”炸响，两个敌兵吓得趴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喊：“土八路来了！”紧接着，枪声大作，子弹擦着沟顶飞过，惊起一群寒鸦。我们哪敢停留，转身便跑，身后的机枪声、小炮声，似要将天地都震碎。

躲在抗日沟里，听着远处的枪炮声，我才后知后觉地害怕起来。这祸，怕是闯大了！待一切归于平静，我们灰溜溜地回村，迎面撞上受惊的老乡。他们瞧着我们慌张的模样，只叹一句：“不用问了，又是儿童团惹的祸……”

如今想来，那时的我们，虽不知天高地厚，却也有着一股子无畏的劲儿。当年，我家乡各村的青少年多数自觉走上抗日之路，为了保护抗日家属的安全，在组织的同意下大家改名换姓。在那敌强我弱的岁月里，危险与磨难如影随形，可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竟都未曾有过退缩之意。儿童团的我们，在风雨中奔跑，在冰雪里放哨，用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那些枪炮声里的童年记忆，早已化作生命的底色，永远镌刻在灵魂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