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的“石化红”

金洪远

窗台上，几簇红花灼灼燃烧。友人问名，我答：“石化红。”

“‘石化’？是石蜡红吧？”他纠正。

我微笑：“是‘石化红’，金山石化的‘石化’。”这名字，是我五十年前种下的情愫。

1972年的金山卫荒滩。上海石油化工城的摇篮是芦席棚。后来，一处废弃的砖瓦猪舍被清理出来，戏称“猪公馆”，它挡不住倾盆大雨——室内叮咚作响，脸盆列队“接驾”，蚊帐顶上覆着塑料布，权作“护身符”。

初探“猪公馆”，在金银花与无名小花的清香里，窗台上那几盆红花最是夺目。指挥部的老林说：“这叫石蜡红，浇点水就能活！”这话，像一粒种子，落进我心田。这泼辣的生命力，不正是我们这群创业者的魂吗？

工友小孙塞给我两盆扦插苗。回到石化三村职工宿舍，我找出空牛奶瓶，装上清水，用力晃了晃，小心翼翼浇下——这是给“石化红”喂的“第一口奶”。半个月后它不负期盼：翠叶爆出，绿意汹涌；浅绿花梗挺立，不消半月，便托起一个个攒聚的小红球，十数朵复瓣小花，如火如荼。

那时，工程建设紧锣密鼓，披着一身泥水从工地抢修归来，筋骨像散了架。推开门，阳台上那跳动的红，瞬间点亮眼睛，熨平疲惫。在金山，我是学诗写诗的“文青”，与传唱神州《戴花要戴大红花》的词作者王森是忘年交。石蜡红虽不及歌词里“大红花”硕大，却同样红得炽烈，生命顽强，更沾了个“石”字。于是，我的诗行里，它便有了深情的别名——“石化红”。它是窗台上的勋章，礼赞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石化精神和石化人。

记得那年离开虹口瑞康里时，我向隔壁的赵伯伯——新民晚报赵超构先生辞行。晚报尚未复刊。他叮嘱：“金山有啥新鲜事，回上海讲点给我听听。”

这嘱托沉甸甸。赵伯伯的大儿子赵东勘，与我情同手足。他身体抱恙，在家休养，却执意来金山看我。对我窗台的“石化红”，他爱不释手。聊起复刊的晚报，我说：“赵伯伯又要辛苦了，他下班还是走路回家吧？”东勘大阿哥点头。我告诉他：“金山人爱晚报，下午四点，邮局就排起长龙！”后来，晚报刊头由黑体变为鲜艳的红色，那光彩，像极了怒放的“石化红”。是东勘的转达，还是报人与读者的共鸣？我不知晓，只觉这抹红分外暖。此刻，这熟悉的报头红，又在金山与瑞康里之间，搭起一座无形的桥。

退休前，从金山迁回市区。行囊中最珍贵的，是那两盆不离不弃的“石化红”。我小心翼翼，如同捧着凝固的岁月、不熄的火焰，将它们安放在新居的窗台外。

如今，华灯初上，窗台是永不凋谢的“石化红”，手边是飘着墨香的《新民晚报》，杯中清茶氤氲。这方寸之间的红，是荒滩芦席的余温，是“猪公馆”漏雨的叮咚，是牛奶瓶晃动的清水，是青春汗水浇灌的诗行，是跨越半个世纪、被我捧在手心、永远昂扬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