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爹崔锡麟的影子

郜元宝

汪曾祺1946年8月抵达上海，并非初来乍到，乃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1939年夏，十九岁的汪曾祺结束高中学业，跟一位在静安寺做和尚的高邮僧人结伴，从故乡“御码头”坐船来沪，再乘船经香港到越南北部城市海防，然后改乘滇越铁路至昆明，报考西南联大文学院。

据说因出门仓促，汪曾祺到上海后遇到大麻烦，幸得“贵人”相助，这才转忧为喜。这事有两个版本。或说一个舅太爷之类的亲戚在江湖上久混，三教九流认识不少。他写了一个条子让汪曾祺去找黄金荣，黄立即吩咐手下办妥此事，几天后便将船票送到汪曾祺住处。或说是汪曾祺无法取得转道越南所需的法国领馆签证，也是找黄金荣帮忙，但中介并非舅太爷，而是一位替黄看过病的同乡。

两说当中，日后与汪曾祺最有关系的还是那位“舅太爷”。此君原名崔锡麟，字叔仙（1902—1987），高邮本地人。自幼家贫，从十八岁高中毕业到二十六岁北伐军攻至高邮之前，一直做小学教师。汪曾祺祖父汪嘉勋的小妹汪嘉玉不顾家庭反对，坚持以大户人家小姐身份下嫁崔锡麟。汪曾祺跟着父辈称崔为“小姑爹”，汪家小辈则诨称“舅太爷”。

崔锡麟的经历富于传奇性。1928年北伐军开进高邮，他放下教鞭，考入江苏省训政人员养成所，从此踏上仕途，先后担任东海县代理县长，江阴、川沙县视察员，泗阳县第一科科长。因结识驻扎泗阳的二十五路军旅长王修身，崔锡麟做了西北军梁冠英的幕僚，曾任二十五路军总指挥部少校秘书，还曾担任上海《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发行主任，全家迁居上海。崔氏通过二十五路军副师长戴介屏的引荐，拜青帮“大”字辈“老太爷”张仁奎为师，因此在江苏、上海的军、政、帮会和新闻界都“兜得转”。

抗战初期崔锡麟为王修身部（当时已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师）募集军资，因办事能力出色，升任三十二师少将参议兼驻沪办事处处长。上海沦陷，崔氏担心日军报复，离沪转武汉，改任孙连仲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暨二十六军司令部少将参议，继续筹募军资。到重庆之后转入银行界，先后担任福建省银行重庆分行经理、中国农民银行兰州分行经理。

1939年夏末，汪家“小姑奶”汪嘉玉携子女离沪，经香港、越南、云南入川，与丈夫会合。汪嘉玉行程与汪曾祺基本重合。但即使汪曾祺在上海未能与小姑奶接头，仅凭小姑爹的人脉，也能解决船票或签证问题。

1946年8月汪曾祺一到上海，就去镇江探望客居异地的父亲。恰巧1946年1月崔锡麟由重庆调回江苏，任中国农民银行业务专员兼镇江支行经理、镇江银钱业工会理事长。汪曾祺离开西南联大前夕，相继爆发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闻一多（1946年7月15日）被刺身亡的惨案，全国文化界势如鼎沸，刚刚“复员”到上海的文化人纷纷举行各种哀悼和纪念活动。这种气氛通过报章媒体自然也传到镇江。李公朴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山阳（今淮安），他的遇害对江苏本地人触动更大。汪、崔两家人相见，小姑爹劝汪曾祺不要受老师闻一多的影响，赶紧在政界或银行界谋个职位，光宗耀祖。年轻气盛的作家自然不敢领教。他匆匆告别家人，只身返回上海。

汪曾祺1939年夏经上海赴昆明上大学，1946年夏从昆明回上海，先后与崔锡麟的影子或其本人相遇，这对他的创作关系匪浅。尽管汪曾祺很少正面提及此事，但上世纪六十年代改编《沙家浜》，硬是给胡传奎添上沪剧原作《芦荡火种》并未涉及的青洪帮背景。汪曾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材童年记忆的许多高邮故里小说，频频写到舅太爷之流的“在帮”人物。虽然并不一定都影射崔锡麟，但其灵感多少也源于早年与崔锡麟的接触以及高邮乡亲盛传的崔氏传奇经历。

1981年秋汪曾祺回到阔别四十二年的故乡高邮，盘桓月余，见到许多亲朋故旧。11月1日恰逢崔锡麟八十大寿，汪曾祺作为孙辈前往贺喜，二人相谈甚欢。崔锡麟赠汪曾祺一幅画作，并题诗曰“多年兰桂喜还乡，嫩蕾居然放瑞香。一代文坛夸韵色，百花园里耐秋霜。品格清高邀众赏，蒹葭依附也增光。愿乘东风吐异彩，人间到处挹芬芳”。这首题画诗概括汪曾祺文学生涯颇为得当，至于说他本人“蒹葭依附也增光”，当然是平常客气话。

汪曾祺也想调弄丹青以为贺礼，但既然“小姑爹”馈赠在先，他只好放弃，恭恭敬敬写了三首七言绝句，为长辈祝嘏——

扁舟一棹入江湖，一笑灯前认故吾。报国有心豪气在，未甘伏枥饱干刍。

胸中百丈黄河浪，眼底巫山一段云。犹余老缶当年笔，归画淮南万木春。

抵掌剧谈天下事，挥毫闲书老少年。高龄八十健如此，熠熠珠光照夕烟。

诗前小引曰，“小姑爹八十岁矣而精神矍铄豪迈健谈命作诗赋三绝为之寿”，落款“孙汪曾祺敬草，1981年11月1日。”

这当然都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