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新民报记者现场报道南京受降典礼

《新民报（重庆）》1945年9月3日头版 资料来源：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

《新民报（重庆）》1945年9月10日第二版

《新民报（重庆）》1945年9月10日第三版

>>>本报记者 吴健

80年前抗战胜利，本报前辈报人张慧剑参加南京受降典礼，目睹敌人屈膝折腰，国土迎来光复，用他的原话讲：“忆起那些弱肉强食、受人宰割的日子，抚今追昔，心里的激动全然写在脸上。”今天，让我们跟随他的笔尖，穿越到那个伟大时刻吧！

第一现场，洞若观火

档案记载，包括新民报张慧剑在内的13位文字记者过五关斩六将，入选陪都记者团，于1945年9月5日搭乘中国航空公司首趟渝宁航班飞抵南京，报道9月9日的受降典礼。张慧剑以特写见长，挖到不少受降前后的新鲜事。例如9月10日发表的通讯《昔日凶焰今安在 倭兵亦知避道行》展现了南京等地日军投降后惶惶不安的样子，这些曾经无恶不作的“兽兵”就像泄气的皮球，神情木然地等待缴械，在中国军人押解下走向俘虏营，“面容戚然，不绝于途”。张慧剑偶遇一队徒手的日本兵，他们见到中国百姓都“避道而行”，从桥一边列队低头过去。

通讯《受降典礼会场一瞥》与《日渠帅签押降书》中，张慧剑详述受降过程。依照流程，日军投降代表须于9月9日8时52分入场，但迟迟未到，时针都指向8时55分，距离正式签字盖章仅剩5分钟，难道他们耍什么花招？又过了3分钟，以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次为首的7名投降代表被引导入场，“冈村着白翻领军服，秃顶如鹫”，他先到规定位置立正，脱帽向中国受降代表作45度鞠躬，然后在对面坐下。“庄严肃穆之受降现场，……色彩鲜明，充满祥和之气，正面墙上悬（孙中山）总理遗像，下悬‘和平’两大红字，中间则竖起一尺寸相当的大红V字，……当其（指日本降将）肃立而签降表时面对此一壁饰，当益可体会上国之襟怀。”

9时4分，中方受降代表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交换代表投降的证明文件，旋即将日本投降书交给冈村宁次，让他在两份投降书上签名盖章，何应钦检查后，也签名盖章，此时正好是9时9分。9时15分，中方命令日方代表退席，至此仪式结束。张慧剑注意到，日方降使之一福田良三退出时，“以目斜视（会场坐满战胜国代表的）参观席，微声一叹”，脸上流露出某种不肯认输的情绪。

这一天，南京化作欢乐的海洋。张慧剑记载，受降典礼的消息传出，全城爆竹震响，欢呼与烟雾弥漫每条街道。让这些刚从西南大后方回来的记者感动的是，被敌人摧残多年的南京百姓拿出最好的菜肴招待亲人：“对我们这些从江南去内地的人来说，能吃到来自长江的大鱼分外高兴，要知道在重庆，鱼虽有，但大鱼极难得，尤其江南名鱼更是绝迹，现在能尝到家乡味道，也算是凯旋后所有快乐之一吧。”多年后，张慧剑如是说。

铁笔丹心，纸间惊雷

在全民抗战中，记者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诚如张慧剑在受降报道中所言：“从大后方跑了数千里路赶来参加（受降）大会的内地记者，没有一个不是经历多次死亡危险，甚至没有一个不是有亲友死在这八年乱难中，而今天，他们深深地感到能够站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忠实地用自己的手记下这历史性的一页，也可告慰抗战中不幸死亡的亲友和千万同胞的在天之灵。”

拿张慧剑所在的新民报（即《新民晚报》前身）为例，1937年，日军炮火把它从南京洪武街旧址赶到巴山蜀水，接着是经年累月的空袭，编辑部、印刷厂、宿舍乃至储存资料的防空洞屡屡被炸，谢云鹏、王念才、杨清白等多位员工罹难，张慧剑也是九死一生。然而新民报没有屈服，就在1937年撤离南京前夕，总编辑赵纯继采访到八路军代表叶剑英，这位名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只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抗战，坚持持久战，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席话刊登见报，并配发《为本报总社被（日军轰炸）烧告国人》的社评，集中表达全报同仁和广大民众抗战到底的意志，作家田汉为此赋诗：“原来国事尚可为，无边英气郁浓眉。河山尽使成军垒，直到倭奴屈膝时。”

1938年初，《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几年后又开成都分社，因内容充实受到好评，发行量节节攀升，而它最高光的时刻莫过于两次延安专访。1939年，记者张西洛在延安窑洞里向毛泽东主席提出有关抗战前途的问题，毛主席生动诠释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前景，这篇谈话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1944年，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冲破阻力，作为中外记者代表团一员来到延安，写下名篇《延安一月》，真实报道共产党根据地，反映了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中流砥柱这一不争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在国民党统治区，除了《新华日报》，刊登共产党敌后抗战最多而又客观公正的就是《新民报》了。

当时，记者本人的外公吴昆元就在重庆，作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员对接新民报的业务，与该报采编人员交往频繁。一位主笔曾向吴昆元描述去共产党根据地采访的经历：“老百姓识破穿八路军服的日本特务很简单，因为鬼子有着怪模怪样的曳步，这是他们童年时穿木屐养成的。”还有一次，24名游击队员混入日军盘踞县城来不及撤退，就穿上刚被打死日军的带血制服出城。正是这些真实记录抗战历程的内容，让《新民报》成为大后方交口称赞的报纸。有一次，该报举行为前线将士募捐棉衣的义卖，不仅工商业主踊跃订报订广告，即便像吴昆元这样的普通市民也纷纷解囊，那时候报价才几毛钱，可他们肯拿一元甚至十元来买报，冲的就是为抗战尽份心、出份力。

笔尖落下，历史苏醒，那些用热血写就的铅字，不仅是时代的注脚，更是一个民族挺直脊梁的宣言。回望八十年前的硝烟与荣光，我们仿佛仍能听见南京街头的欢呼穿透时空，看见那纸降书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它告诉我们：苦难终将过去，坚守真相与正义的人，永远是时代里最亮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