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歌乐山到枫林桥

1945年9月3日，重庆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

>>>张安中（时为圣光中学附小学生）

我们从竹片泥巴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楼房里，好似在梦境中一般。我不时拧一下自来水龙头，又按一下电灯开关，有水有电的日子真好啊！

“回家！回家！！”

1945年，父亲从英国回到母校上海医学院（当时已内迁重庆）报到并担任教职已有4年了。他和5位年轻人一起，在歌乐山建立了药理实验室，一心想为重庆缺医少药的大量疟疾患者尽一份力。他们专注于研究工作，除了从国外同行寄来的缩微胶卷中得知一些自己科研领域的进展外，对世事了解甚少，但其论文却被发表在国际一流的《科学》和《自然》上，这一切更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对其他事简直有些不闻不问。8月8日，小组中唯一被大家认为是消息灵通人士的王进英，冲进实验室兴奋地宣布，两天前的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了一颗原子弹！这消息引来极大振奋，大家纷纷议论，这下鬼子要撑不住了，最好再多扔几颗，让它快些完蛋！果然，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卫生实验院的罗叔叔来我家告诉父亲：8月9日，美国在长崎又扔下一颗原子弹！8月15日天皇宣读诏书正式向中、美、英、苏宣布投降！现在歌乐山顶的广场上正在庆祝呢。我们听了高兴得跳起来，随着罗叔叔往山上奔去，这时山顶广场上已聚集了一大群人，我们也加入了这个又唱又跳的队伍，不时还和大家一起欢呼：“回家啰！”狂欢的人群直到凌晨方散，各自回家睡觉。

接下来是9月3日的重庆庆祝胜利大游行，整个重庆一片欢腾，重庆的“下江人”想的是回家！回家！！大家讨论的是如何复员、如何离开重庆。生物化学讲师陆明感叹地说：“来重庆已4年多了，住的是竹子泥巴房，睡的是竹篾床，烧的是大灶，用的是大水缸，这些都带不走了，只好拎个箱子回上海，再创家业吧。”旁边有人反驳道：“你来时光棍一条，现在是三口之家荣归故乡，你还亏啦？”说得陆明也笑了。

首批返沪

上医首批返沪的是朱恒壁院长等人，朱接到教育部紧急通知，携王鹏万副教授飞沪，接受日军的投降交权，收回院产，筹备复员。我母亲因担任院长秘书，也随朱等于9月底回沪。她在动身前夜和父亲一同来到我的小床边，为我拉好被子后，就坐在旁边一条长椅上轻轻地谈话。我知道母亲明天一早要离开我们，而且再也不回重庆来了，心里害怕，睡不着，生怕一觉醒来母亲不见了。我躺着不敢动弹，悄悄听他们说话。在黑暗中听到父亲的声音：“那我和阿中要孤零零在这里至少住到明年9月才能和你团聚了！”母亲说：“你们筹备研究室迁沪要这么长时间啊？不能再抓紧点吗？”父亲回答：“有一个课题的实验室工作和动物观察还需要5个月才能结束，实验条件不可以中途变换，必须等这些工作完成后才能把摊子拆掉。这个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是周廷冲，论文应该由他来写。他已主动提出留下，完成课题再走。还有一人自愿留下准备研究室迁沪，你猜是谁？”母亲脱口而出：“王进英？”父亲笑着说：“正是，他不愧是我们的老大哥。遇事总为大家着想。其他3个就可以及时回去了。这4年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复员后他们希望能调在一起工作，做出更大成绩来。这就要看领导的意思了。”母亲叹息道：“我真不知道在你心里，我和你的药理学，哪一个分量更重？”父亲着急地回答：“还有谁的分量能和你比吗？”接着他用平静的口吻说：“你是我此生最爱的人。药理学是我的生命追求。你一直在帮我一点一滴地完成这种追求，知道我有多么幸福和感激吗！”

他俩又轻声谈了许多，我却安心地睡着了。

第二天母亲走了，父亲比过去更忙了。每天早上他还得帮我梳辫子，看我穿戴整齐后才去上班。中午他也要加班，只好带饭去吃，饭匣是我帮他准备的，是米饭、茶叶蛋、酱瓜和一个橘子。晚上他尽量准时回家。这时，每天来为我们买菜做饭、洗衣做清洁的周嫂早已回去了，我把两个人的碗筷饭菜放在桌上，等父亲一回家就好吃饭，吃饭时我把这一天的所有“大事”都告诉父亲，还发表感想，父亲听得很认真，也发表感想。他也讲一些研究室的事情，譬如动物房里一只叫小花的狗生了3只狗崽，工友老陈特地为小花烧肉汤进补，等等。我听了马上决定明天早上要跟父亲去研究室，然后请老陈带我去看小花和它的狗崽。这些日子我没上学（我本来已进了圣光中学附小住读，暑假里发生了日本投降这样的大事，学校正忙着复员迁校，新学期延缓开学），已经闷得慌了。

一家团聚

父亲的研究室迁沪筹备工作终于完成了！现在轮到我和父亲回上海了！在我们返沪前，发生了两桩惨案：1946年8月，两架自重庆飞沪的飞机相继坠毁，据说是因为飞机太旧了。接着就是上医为将物资运回上海，包了一艘木驳船由轮船拖带到上海，不料到云阳时突然起火燃烧，卒告沉没。虽然人员全部被救，但载运的公私财物损失殆尽。据说因七十多台显微镜沉入江底，上医曾一度开不了课，父亲还写信向海外校友募捐，呼吁帮母校渡过难关；他自己和一些在国内的校友，也抽业余时间兼职教学，将所得捐给母校。

1946年夏，滞留重庆的上医人员纷纷返沪，不少人侥幸买到船票回了上海，我们没买到，但有幸登上一架军用运输机。没有座位，大家席地而坐，所幸平安抵沪。当飞机降落后在跑道上滑行时，大家不由得欢呼：“上海！！”上医派车到机场接我们，母亲从车上下来，看到父亲向她走来，眼泪就出来了。她用埋怨的口气说：“一连坠毁两架飞机，你们还坐飞机回来啊？知道我有多害怕吗！”父亲憨厚地回答：“不是想早点阖家团聚吗？”

搬进新家

我们被上医分配入住市政府路（后改名平江路）外交大楼院内十幢小楼中的第九幢。那里有十幢小楼，分两排，一律朝南，两上两下，带顶层阁楼，门前有一小块由竹篱笆围成的小花园。靠院大门的小楼为1号，由肺科吴绍青教授入住，2号为内科钱教授，3号是生理科的徐丰彦教授，4号为病理科谷镜汧教授，5号是林国豪教授，6号是内科林兆耆教授，7号是五官科王鹏万教授，8号是胸外科黄家驷教授，我家住9号，10号是外科沈克非教授。我们从竹片泥巴房一下子搬到了新楼房里，好似在梦境中一般。我不时拧一下自来水龙头，又按一下电灯开关，有水有电的日子真好啊！父母亲赶紧把他们父母和我妹妹接来同住，外公已在上海沦陷期间去世，剩下的3位老人总算团团圆圆过上了幸福的晚年。

搬入新居，首先缺的是家具，我们的床和桌椅都是公家在接收敌产时分到的家具，随后就借给我们使用，虽然陈旧简陋但还实用，各家都如此，也就不觉寒碜了。那时也有不少侨民离开上海，寄售商店里旧货很多，还比较便宜，母亲去买了许多椅子，还有一架旧钢琴！这使我万分欣喜，从此，我和妹妹就跟着邻居王鹏万医师的夫人学钢琴了。在这之前，我经常隔墙聆听沈克非夫人弹钢琴，不敢相信一向严肃的陈翠贞教授能弹出这么美的音乐来。沈克非当时是中山医院院长，是出名的严师，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还热爱小动物。每天傍晚他下班后从中山医院走回家时，他家养的一只灰母鸡就急匆匆奔上前去迎接，一面咯咯地叫，并凑上去接受主人的轻拍爱抚；吃晚饭时，一只猫咪神气活现坐在饭桌上，把沈克非含在嘴边的虾轻轻衔到自己嘴里，它的主人乐得直夸猫咪动作精确是个天才。当时好莱坞电影盛行上海，我们这些初中生都挑一个自己敬佩的演员然后宣布做他（她）的影迷，父母反对我和妹妹去做什么影迷，但沈克非却认为这也是人生一段经历，他虽然没时间看电影，却选了“多罗西拉莫”，要当她的影迷，还把她的照片贴在床头的墙上，使他的夫人感到十分别扭，幸好照片纸张逐渐蒙灰并泛黄，他家的阿姨就此把它扫除了。

大院人情

我们住的大院内有一片广场，白天有孩子在踢球。晚饭前，大人们会走出家门，站在广场上聊聊天，虽然时间很短，但能简单交流并放松身心。一般5号到10号的人容易相聚，对面一排小楼因距离较远，除了2号里钱教授偶尔找我父亲谈事，其他人很少过来。我们这一排小楼中，8号的黄家驷教授很少出来，当时他正在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创建胸外科，日夜繁忙，夫人身体虚弱，两个孩子都患严重哮喘，因此他还得管点家务，忙得他神志有点恍惚。一天他家来了个客人，热得一头汗，黄家驷教授忙从冰箱里倒了一杯冰水给他。客人喝下一大口，突然皱起眉头说：“这水不对头！”主人赶紧检查，才发现是一瓶DDT溶液错放进冰箱里了，马上送中山医院急救。这事闹得沸沸扬扬，大家都来关心筋疲力尽的黄教授，我妈妈帮黄太太找了个小保姆，帮着做家务并照顾两个孩子，林兆耆教授还来对黄太太的病进行诊治，连吴绍青教授也自告奋勇为两个哮喘孩子设计新的治疗方案，这才把黄家驷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了。从此他偶尔也来参加晚饭前在广场的短暂聚会。其实这个大院内汇集了多学科的医药专家，有些事不一定要跑医院跑有关单位，广场上相互请教就解决了。我妈对此利用得有些过。我家猫咪喉咙里卡了一根刺，痛苦万状，我妈就抱了它到广场找王鹏万医师求治，等王医师回家找到额镜和钳子又把小猫固定起来就花了近一个小时。刺被顺利拔出，医生的手被小猫抓出一条血痕。妈妈十分感激，请王鹏万夫妇来我们家吃外婆做的酒酿汤圆。王太太当时已是我和妹妹的钢琴老师，两家的关系亲近了不少，只是小猫见了他俩总是没命地逃。

1946年还来了“美国救济总署”，按户分配一些生活用品。我和妹妹都穿上嫌大嫌长的旧呢子大衣，吃压缩饼干，给捐赠这些东西的美国孩子写回信。那段时间，我们的英文长进了不少。

内容支持

《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民间影像》（同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