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亮了”此起彼伏令人难忘

回沪后的全家福 郎静山摄于1945年

>>>顾慰庆（时为中大附中初二学生）

父亲离开时非常匆忙，一切家事都要我母亲王婉靖处理。他临走时只对我们兄弟说：抗战胜利了，更要好好读书，在等待回上海前也不能荒废学业。

赋诗庆祝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全国欢腾。我父亲顾毓琇教授正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满怀豪情地赋诗曰：

沙坪坝喜闻日寇投降

抛却诗囊曾几时，惊人消息耐人思。

八年涕泪愁何在，万里江山梦亦疑。

忧喜童心闻捷报，敢忘慈训误归期。

明朝巴峡楼船下，长跪萱闱诉别离。

我当年13岁，随父母在重庆沙坪坝，是中央大学附属中学的初中学生。8月份正是暑假，我们住在松林坡中央大学校长宿舍。那天父亲好像快吃午饭时从外面回来，告诉家里，外面已经开始放鞭炮、敲锣打鼓了。讲的时候外面好像还不太热闹，我们跑出去看，越来越热闹了。沙坪坝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师生员工和家属，包括我们中学生，都自发地高举横幅彩旗和标语，结队游行庆祝，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天亮了”等口号此起彼伏，令人热血沸腾。许多老人饱含热泪，欣喜若狂，使我至今难忘！

一把龙泉佩剑

我祖父顾晦农先生英年早逝，留下六子一女，孤儿寡母，度日艰难。我祖母王诵芬太夫人坚韧刚毅，含辛茹苦，教子成才，六个儿子中出了五个博士。我父亲排行第二，14岁丧父，对他母亲非常孝敬。抗战时期，祖母跟随我大伯父顾毓琦先生（私立同德医学院院长兼同德医院院长）滞留在沦陷区的上海，与我们分离。抗战终于胜利，父亲急于回上海与我祖母团聚，于8月16日请辞中央大学校长之职。抗战开始后，他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国民政府，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战时教育委员会主任长达六年多，之后任中央大学校长，公务繁忙，甚感劳累。他说：“以我个人之见，宁愿回到教书、研究的生活中去。”不料辞职获准的次日，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在回上海之前，他又接到了一项临时任务：作为中国知识界的代表，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的身份，参加接受日军投降事宜。8月18日他飞往昆明，面见总司令何应钦和参谋长萧毅肃上将，次日又飞往湖南芷江，8月27日到达南京。他早年留学美国，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是国际上著名的学者，中英文俱佳，也得到美国人的尊重，这次受降典礼有盟军代表参加，他发挥了很好的沟通协调作用。这时他与萧毅肃将军一见如故，将自己在视察福建时购得的一把龙泉佩剑赠送。想不到多年之后，我的三弟慰华在美国与萧家长女良杰相识结婚，萧将军将这把佩剑送给女婿，说是“归还顾家”。

参与筹备受降

9月2日，父亲向何应钦请假乘火车回上海，“当晚面谒老母，令老人家惊喜万分”。同时与我伯父母、姑母、小叔父团聚。9月5日，他返回南京，参与筹备受降。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了受降典礼。日军代表冈村宁次正式呈送降书。

1945年9月12日，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政府成立，父亲正式就任教育局局长。后来他回忆说：“上海市政府辖区已扩大到整个上海地区，包括曾拥有所谓治外法权的英法租界……”“身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面临着为四百万人民提供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乃至高等教育的任务……如此多的旧校需要维修重建，如此多的新小学校将在城区和乡村建起，在上海市民的热情支持下，这一切均得以实施。”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专业，在交通大学担任兼职教授，讲授电机和运算微积分两门课程（之后江泽民同志成了他的一名学生）。

边等待边读书

再说在重庆，父亲离开时非常匆忙，一切家事都要我母亲王婉靖处理。他临走时只对我们兄弟说：抗战胜利了，更要好好读书，在等待回上海前也不能荒废学业。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大哥慰连、我、大妹慰文、三弟慰华、四弟慰中和1945年3月在沙坪坝刚出生还没有断奶的小妹慰民，搬到了重庆市区通远门嘉庐九号抗战初期租住的房屋。

暑假过后，母亲命我大哥和我回到沙坪坝，在中大附中住校读书。这时我大哥升入高中一年级，我升入初中三年级。我们每周六下午乘郊区汽车回重庆市区，周日下午返沙坪坝学校。我们兄弟在青木关中大附中分校读书时，父母就曾叫我们住校，在山沟里过着“大后方”艰苦的集体生活。

登船重返上海

1945年10月，母亲终于等来了船票，带着我们一群小孩在重庆朝天门登上轮船，沿长江奔向上海。

船行十多天终于到达上海。我们一家人住进了永嘉路623号父亲已租好的房屋。住下不久，父亲送我们兄妹五人都进了南洋模范中学和小学。

我出生在上海，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到了北平，那时父亲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我在清华园度过童年。“七七事变”后经上海、香港到了重庆，对上海印象不深。这次回来，看见美丽繁华的大上海与山城重庆确实大不相同，非常兴奋。但不久，眼见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是靡靡之音，许多美国兵开着吉普车横冲直撞，上海人说是“烂水手和咸水妹”，我感到这种现象与我们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很不相称。

此时在上海大概是在虹口区虬江路一带也出现了许多地摊。许多日本人变卖衣服、毛毯等。我母亲在小姨母陪同下给我买了一条绿色薄军毯，已跟随我整整七十年，走南闯北，至今还没有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