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海的“小兵张嘎”

潘海根的儿子潘汇松展示挂满纪念章的军绿色外套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18岁的潘海根

晚年的潘海根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曹博文

在抗战史册中，有一群特殊的身影——他们年纪尚小，却毅然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文艺作品《小兵张嘎》就是以他们为原型创作的。而在上海南汇，也走出了这样一位“少年兵”，他的名字叫潘海根。

他10岁参军，代号“潘小鬼”；他在战火中成长，从勤务兵到军号手，几次生死关头凭着勇气与智慧转危为安；他又随部队参加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走进大学课堂；晚年，他不忘初心，把经历向青少年讲述，成为抗战精神的传播者。最近，由于潘海根年事已高，病重在医院治疗无法接受采访，本报记者来到他儿子潘汇松家中，听他讲述了这位上海“小兵张嘎”的传奇人生。

家破人亡 复仇之火燃烧

“日本的侵略，让许多老百姓家破人亡。在加入游击队前，父亲潘海根四处讨饭度日。”潘汇松对记者说。潘海根是浦东南汇人，1930年出生于贫民区，家境贫寒，靠着父亲做泥瓦工负担全家五口人的生活。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骤至，上海在炮火与焦土间颤抖。潘海根家也遭受重击：父亲被日伪军押走惨遭杀害；母亲遭土匪抢劫，因找不到钱财被活活烧死；10岁的哥哥去做了学徒；3岁的妹妹被抱走当童养媳，从此杳无音信。家破了，潘海根成了孤苦伶仃的乞丐。

当时，在南汇二灶一带，他靠帮人挑水、割草、看门换粥糊口，后来又到当地的地主、富农家做童工，遭受了欺凌和剥削。“做童工也经常因为一点小事被赶走，重新沦为乞丐，不论遭受怎样的对待，父亲都只能咬牙活下去。”潘汇松说。在艰苦的岁月中，对日寇的仇恨支撑年幼的潘海根活了下来。他暗暗发誓，长大了要为父母报仇雪恨。

10岁那年，潘海根在二灶泓镇给一家人帮工，遇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淞沪游击队五支队地方常备中队的中队长。对方见他聪明能干，便收留他到队伍里做些粗活。他第一次闻到真正的枪油味，欢喜得睡不着觉。没过多久，中队受命要潜伏到伪军内部，年岁与身量都成了障碍，潘海根被“刷”了下来，只能看着队伍远去，又过起孤零零的流浪生活。

他心里那团火却没熄，反而烧得更旺，定要找回那群人，参军报仇！到1942年冬，雪落得厚，街上冻得紧，潘海根正在要饭，远远看见一支队伍步伐齐整地走来，心头一亮。他遇上的是五支队五大队大队副朱亚民率领的一支小队伍，便提出要加入。战士们见这么一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想当兵，觉得有点好玩，就把他带到了朱亚民面前。

故事讲到这，潘汇松翻出潘海根写的一篇回忆文章，里面记着——当时朱亚民问潘海根：“你为什么要当兵？”潘海根答：“要吃饭，要报仇！”朱亚民又问：“我们部队要打仗你怕吗？路走得动吗？”潘海根答：“打仗我不怕，我要报仇就是要打鬼子、打伪军、杀土匪，我要饭也要走路的。”当时，朱亚民对潘海根的遭遇十分同情，决定将他带在身边。从此，白天他是勤务兵，打水端茶、接待来客；战时又是通讯员、警卫员，冒着枪弹传递命令。每一次任务都伴随生死考验，他逐渐练就猫一样轻快的脚步和冷静的眼神。

潘汇松告诉记者，当时，游击队在与敌人展开战斗的同时，也广泛开展访贫问苦工作。像潘海根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不少，后来成立了一个“小鬼班”，潘海根是其中最小的。部队里还有人负责“小鬼”们的文化教育。起初，潘海根参军只是为填饱肚子、替父母报仇。接受教育后，他逐渐明白了阶级的概念、党的方针政策，成熟起来。在生与死的较量中，“小鬼”们由于年纪小，在执行任务时不会被敌人怀疑。当时，他们常常从农民家里借来一只羊，手里拿着一根芦苇，在敌人眼皮底下侦察，获取情报。其中许多人立下功劳，也有一些人为了抗日事业英勇牺牲。

血火洗礼 少年百炼成钢

采访中，潘汇松向记者展示了潘海根曾经常穿的一件军绿色外套。上面，一枚枚纪念章熠熠闪光。其中，今年新获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更是耀眼夺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潘海根在血与火的历练中成长为坚毅的战士。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虽沦为“孤岛”，却始终是全国抗战的重要前沿。1941年，侵华日军指使汪伪政权发动“清乡”运动，实质是针对抗日力量的军事清剿与政治镇压。在此背景下，中共地下组织于1938年初成立浦东工作委员会，以隐蔽战线方式开展工作。通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这支抗日力量于1940年6月成功争取到国民党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正式番号。

1942年夏，侵华日军在浦东等地区开始大规模“清乡”。日本特务机关与汪伪政权调集数千个保安队员、警察，通过封锁、清剿、严刑逼供等手段，企图彻底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当时，村庄被放火焚烧，农民被强迫迁移。当地百姓谈“清乡”色变，夜里不敢点灯，白天也不敢聚集。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并没有屈服，反而在血与泪中更加团结。

在此危急时刻，浦东工委与淞沪游击五支队第五大队决定分批转移至浙东地区。为坚持敌后抗战，朱亚民临危受命，精选11名骨干队员重返浦东。这支小分队在侵华日军重重包围中开展反“清乡”斗争，力量不断壮大，在南汇、川沙、奉贤地区活动，正是潘海根加入的那支队伍。在浦东打游击，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浦东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地理条件。队员们时而分散，时而聚集，有时一天要转移好几个地方。百姓家藏粮，棺椁里藏枪，而战士们很多时候就露天睡在芦苇荡里。他们或破袭伪军据点，或伏击日军运输线。敌人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扫荡，却屡屡遭到迎头痛击。

“当时，少年潘海根还没有一杆枪高，但他却一直想要有属于自己的枪。”潘汇松向记者讲述了一则丢枪与还枪的小故事。当时，队里曾发给潘海根一支缴获的土造手枪，虽然只有三发子弹，他却爱不释手，然而在雨夜过桥时将枪滑落河中。军中有规矩，“人在枪在”，失枪等同失职。当时，朱亚民严厉批评了他，潘海根立誓要缴获敌人的枪补上这笔“债”。后来，在1945年夏天的一次战斗中，潘海根在手榴弹和“排子枪”的掩护中，冲进敌营，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支左轮手枪和一支步枪。当时，潘海根手提步枪，腰间插着手枪，蹦蹦跳跳地来到朱亚民面前。朱亚民见状大笑：“潘小鬼，长大了！”

在军中，潘海根人小鬼大，非常机灵，虽然只有十几岁，但战士和首长都很信任他。1943年，潘海根在护送当时中共浦东工委委员周强时俘虏了一个伪军。第二天，伪军请一名当地知名人士来说情，希望放人还枪。周强信任地对潘海根说：“潘小鬼，这次你代表部队去一次吧。”这话把潘海根吓了一跳，他知道这是对他的充分信任。次日，伪军头目出面大摆宴席，以为对方只是一个孩子容易对付。谁知潘海根还没等对方开口，就扔下一句话，“你们的人是我抓的，但要想放人还枪，还要我们支队长同意批准。”伪军只好再请潘海根回去向支队长转达请求。

潘海根小时候受童子军的影响，非常喜欢他们的军乐队，因此，他在浦东地区参军后听说浙东司令部有号兵时，就几次向支队长朱亚民恳求去那里学吹号。但支队长一直没同意，总是像哄小孩子一样安慰他说，等以后有机会再去吧。这一等，一直等到解放战争时期。在浙东的司号排，潘海根学得格外认真，号长和号兵们都很喜欢他，他们知道他在淞沪支队中是有名的“潘小鬼”，大家都唤他“小老兵”。当时，潘海根没想到，这个吹军号的技能后来让他立了大功。淮海战役期间，潘海根所在部队奉命侦察朱小庄一带敌情。夜色漆黑，寒风如刀，小分队在靠近敌人时被突然发现，陷入险境。“站住，口令！”敌军人数众多，枪口齐刷刷指来，生死一线间，潘海根手指触到军号，心头闪过一个念头——要么就此被歼，要么搏命一试。他猛地吹响冲锋号，嘹亮的号声划破夜空，直刺敌人心脏。敌军误以为大部队已至，仓皇溃退，侦察排得以成功突围。

晨曦沐刃 老兵续燃薪火

回忆起对父亲的印象，潘汇松如今仍然记得他的严厉。在潘汇松小时候，潘海根工作繁忙，只有周末才回家一趟。然而，走进家门，潘海根第一件事就是要检查儿子背书。潘汇松告诉记者，解放后，潘海根是淞沪支队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退休后他更是将自己投入到爱心助学，革命教育的事业中。

新中国成立后，潘海根的人生迎来新篇章。他被组织送到苏州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后来又进入南京大学。他从战火中走出，拿起课本，坐进课堂。一个曾在街头讨饭、背着破布袋的孩子，走进了大学校园。毕业后，他在上海照相机总厂保卫科工作，几十年坚守岗位，既守护工厂安全，也保持战士本色。上世纪90年代初离休后，他选择继续“发光”。潘汇松告诉记者，当时，松江区还有不少孩子由于家庭条件所限，念不起书，潘海根总是慷慨解囊，那些年资助过的孩子至少有二十多个。这些孩子们常常来到家里做客，潘海根总是热情地招待他们。

作为淞沪抗战的亲历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潘海根和朱亚民常常到南汇、奉贤等地参与党史的研究工作，推动上海平原游击队历史的记录和研究。离休后的潘海根，把余生奉献给了“关心下一代”的事业。他走进学校和社区，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抗战往事。近二十年来，他参与了“传递书香，传承经典”“红色故事助成长”“英雄就在我身边”等活动，以成长经历提醒孩子们要懂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和平、珍惜今天的阳光。他常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把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因此，他多次获得上海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被誉为青少年心中“身边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