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子的告别

肖复兴

我家有三个箱子：一个铁皮箱，墨绿色；一个纸皮箱，棕红色；一个小牛皮箱，橙黄色。都是父亲年轻时候买的，跟着他颠沛流离，一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到我们几个孩子长大。三个箱子，两大一小：铁皮箱和纸皮箱大，装衣服和被褥；小牛皮箱小，装我家的“金银细软”。所谓“金银细软”，不过是那个年代的粮票肉票布票等各种票证，还有户口本副食本，和父亲每月70元的工资。

1952年秋天，姐姐不到17岁，去内蒙古修京包线铁路，没有想起要带走两个大箱子中的一个，只是拖着行李卷，背着个背包，离开了家，离开了北京。

1967年冬天，弟弟刚满17岁，去青海油田，也没有打那两个大箱子的主意。父亲给了弟弟十元钱，让他到前门大街的竹木器商店，买回来一个竹箱，这是父亲早就“侦察”过的结果，父亲没有舍得腾出自己那两个大箱子中的一个，让弟弟装他新发的工作服和被褥。

1968年夏天，我21岁，去北大荒，父亲破例让我用那个铁皮箱装行李。但是，我还有那么多书，都是读中学时候节省下钱，一本一本买回来，燕子衔泥一般，好不容易积攒下的，想都带走。父亲看我摆弄着那些书，看出我的心思，腾出了那个纸皮箱，帮我把书一本本装进去。我看出父亲犹豫之间的舍与不舍，第一次，感到对家里默默存放这么多年的箱子，存有的感情。

这个外表裹着棕皮，涂了一层厚厚棕红色油漆的纸皮箱子，很结实，驮着满箱沉甸甸的书，到北大荒，竟然没坏。打开箱盖那一瞬间，同伴们十分惊讶，因为谁的箱子里也没有满满一箱子的书。由此，有人戏谑地给我起了外号“肖箱子”，取“潇湘子”谐音，拿我打镲。我心里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偏爱。家中的孩子，因为我的学习成绩最好，最爱看书。在父亲传统的观念里，还是根深蒂固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是，那时候，我只顾自己的书，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带走了两个大箱子，没有想到，父亲把家里的两个大箱子都给了我，家里的衣物该放在哪里？

流年似水。

1974年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老师，又把那两个大箱子带了回来。铁皮箱，还是装衣服被褥等行李；纸皮箱，还是装着满满的书。从北疆边陲那个叫福利屯的小火车站，箱子慢件托运，一路千里，沿途在佳木斯和哈尔滨转运，颠簸到北京，铁皮箱安然无恙，纸皮箱已经散了架。想它跟随父亲大半生，跟随我到北大荒六年，风雨兼程，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8年，我考入大学，母亲住姐姐家，我住校，家的屋子空了之后，借给一位年轻的朋友结婚暂住。屋子不大，年轻人比我讲究，嫌屋里的东西太多，过于拥挤杂乱，便把又破又旧的铁皮箱搬到屋外。四年后，大学毕业，我回家一看，铁皮箱不见了。那里装着的倒不是什么宝贝，却是我读中学和在北大荒写的几大本日记，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稿，写满厚厚一千多页稿纸，还有高中三年女朋友写给我的信，以及两地分居时我和妻子相互写的全部信件。我忙四下寻找，遍寻屋子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最后，在院子一角发现，经过四年的风吹雨淋，铁皮已经沤烂，箱子里的纸页，成为一滩烂泥。那时候，我心里有些埋怨那位年轻的朋友。

几年之后，1984年，我搬家住进楼房，三个箱子，只有小牛皮箱还在，随之一起搬进楼房。以后几十年，陆续几次搬家，新东西不断增加，旧物不断遗弃，那个曾经装有我家生活乃至生命必需的小牛皮箱，不知什么时候不经意间丢掉了，失之交臂，竟然麻木得毫无知觉，想都想不起来了。想想，那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件宝贝，不是也被我弃之一旁了吗？自己都不曾珍惜，又怎么能怪朋友呢？埋怨那位年轻朋友时，曾想起过茨维塔耶娃的诗：“在我们之间还隔着一个自然段，整整一段。”其实，我和父亲之间，同样隔着一个自然段，也是整整一段。长长的一大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