饼干桶漫行记

李定宣

近日我从饼干桶取药时，在饼干桶前伫立凝视了许久，勾起了对往昔岁月的回忆。这个内装饼干的矩形桶是1966年托在北京二机部工作的同学到上海出差时带来的，为北京工农兵食品厂出品，四面红旗招展，镶嵌天安门前的华灯。这个刻有时代鲜明印记的饼干桶，伴随我工作和生活的轨迹，历经近60年。

大学时间我学的专业是核物理电子学，1964年毕业分配在位于漕河镇地区二机部所属的一个保密单位工作。1966年我还是一个单身青年，住在单位分配的单身宿舍，三餐吃在单位食堂。单位下午四点半下班，晚餐开得早，我们这些单身汉大多数是63届至65届的大学毕业生，晚上一般都回到工作室学习或进行白天待续的设计与试验。晚上九点以后回到宿舍，此时晚餐的进食已消耗殆尽，饼干桶里的食品便成为救命稻草，用饼干伴开水充饥。1968年，夫人从上海第二医学院六年制儿科专业毕业，响应号召，离开上海远赴贵州边远山区，我仍居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这个饼干桶依然是我的生活伴侣。

1973年支援三线建设，我离开上海来到贵州都匀083基地，同时将夫人调入该单位的职工医院，女儿也随我们从上海外公外婆家来到都匀。搬迁时购置了一些家具和日用品，但我没有遗弃伴随多年的饼干桶，它随我们从繁华的上海来到了边远山区，成为我女儿的专用食品储物箱。上海带来的食品吃完了，只好买当地又黑又硬的饼干，但这种黑硬的饼干也不常有。小卖部的营业员很喜欢我女儿，经常抱她在柜台上跳舞，唱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歌曲，因此，小卖部只要饼干到货就会通知我们。这种饼干卖相难看，又黑又硬，但由于蔗糖含量高，女儿吃惯了也再不嫌弃。

1982年，因工作调动，这个饼干桶随我们去了合肥，成为女儿和儿子共同的零食储物箱。此时已改革开放，物资丰富，桶内装着各种点心和糖果供孩子们享受。

2024年，按照上海市关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退休回沪人员的相关政策，我们重新回到上海定居，饼干桶又从合肥辗转回到上海。两个孩子考入上海的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已各自成家。饼干桶仍留在我身边，青春已逝，两鬓白霜，现已暮年，三餐尚饱，饼干桶从食品储存转为药品储存功能。虽然桶上有些铁锈，图案彩色变得暗淡，但对我而言，它仍是一件具有生命的宝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