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在张园打造的外景地。

《繁花》是上海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它补白了我60年代来香港后的上海生活面貌。《繁花》给我的感觉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

记者｜阙政

繁花盛放，似水流年。终于在电视机屏幕上看到“（沪）剧审字（2023）第017号”的时候，距离《繁花》最初传出改编影视剧的消息，已经匆匆十年过去。

回望2012年，金宇澄发表小说《繁花》；次年，江湖传闻王家卫导演已买下影视版权。2017年，电视剧版《繁花》正式开始筹备。2020年9月，开机。2022年1月，杀青。2023年1月，补拍……十年筹备，三年拍摄，对一部电视剧来说很长，对王家卫来说很短。

《繁花》是上海的一幅清明上河图

“《繁花》是上海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它补白了我60年代来香港后的上海生活面貌。《繁花》给我的感觉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如故。”这位1958年出生在上海的导演，6岁随父母移居香港，却一直留有“上海情结”。他曾说，《繁花》是《花样年华》《2046》后的（上海）第三部曲。30集的电视剧，被他拍得好像十几部大电影，霓虹灯光影里，每一帧都饱含对上海的切切情意。

在访谈视频中，王家卫用“千头万绪”来形容这部剧的改编：“《繁花》这本书一共有三十一章，没有连贯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如何下手，简直是千头万绪啊。原著里面有一千多处‘不响’，‘不响’不代表沉默，它是一种留白：凡是我不想讲的，不能讲的，讲了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不响，这也是一个创作者的态度。”

如果《繁花》只能选一个关键词来形容，必然是：“不响”。金宇澄的“不响”，是“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王家卫的“不响”，是“千金难买一声响，多了就俗了”。他们像一对镜像，又像两条起伏的波浪线，有时相遇，有时分离；两人互相补白，又互相留白，而留白的部分，就继续交给观众去补。

当年王家卫拍《东邪西毒》，在《射雕英雄传》里独独拎出东邪黄药师与西毒欧阳锋来做文章，风格迷离，剧情跳脱，金庸迷未必买账，但终成一代经典。这种大刀阔斧的改编决心，足见导演的志气与能力。如今改编《繁花》，也将散点式的故事、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凝聚在阿宝与几朵“金花”身上，虽然“金味”不浓，却有招牌性的墨镜作风——小说里以白描形式勾勒的上海上世纪60—90年代市民生活画卷，到电视剧里变成聚焦上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的上海滩。潮起潮落中，竹枝词也染上了江湖气。

小说里是星星点点的小花，簇成繁花似锦；剧中是大开大合的大时代，映得霓虹璀璨。从今人的眼光回看上世纪90年代，也许时髦中也带着几分土气，断不会是剧中那般光鲜炫目；但当年身处其中的人，每一天都在接受新的刺激，那亲身体验到的热气腾腾，热火特特滚，热到辣豁豁的上世纪90年代，意外地与王家卫式霓虹灯美学遥相呼应。

久违的沪语电视剧，扎劲！

这几天，上海人的朋友圈热闹得像过年。

至真园、夜东京，热气腾腾活色生香的上世纪90年代回来了。

缝纫机、排骨年糕、咖啡伴侣，记忆里熟悉的上世纪90年代复苏了。

为了还原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出品方之一的上影集团不惜血本——王家卫在上海唯一看中的影视基地，2020年因为疫情乍起而资金断裂差点烂尾，上影以最快速度投资5亿元，收购了昊浦基地，为“繁花”怒放铺好了最基础的土壤。此后，以“百年上海”为特色的上影车墩基地（上海影视乐园）又根据剧组需求，在疫情之中全力以赴投资建设，一比一复刻了剧中的黄河路、进贤路。剧中不少道具也让观众“一秒回到上世纪90年代”，比如大哥大、桑塔纳、玻璃杯套组、面盆架、丝光棉T恤……

当然，最让人“一秒入魂”的还是沪语版（央8、东方卫视、腾讯视频都有沪语版）。有人说，上海演员遇到《繁花》，就像英国演员遇到《哈利·波特》，或者用剧中饰演陶陶的陈龙的话说：“像老鼠跌进了米缸。”现场收音全部讲沪语对白，连王家卫本人都操一口流利上海话。看了《繁花》你才发现，原来那么多熟悉的演员、导演，都是上海人——胡歌马伊琍唐嫣，陈龙吴越郑恺，Papi酱范湉湉戴军王菊，还有客串演出的导演张建亚（饰演蔡司令）、程亮（饰演烟纸店老板，他也是《繁花》的联合导演之一）……这些本来就熟悉的人，一旦讲起上海话来，又是别一番光景，甚至好像个人气质都发生了很大改变——马伊琍多了几分凌厉，唐嫣多了几分娇嗔，而胡歌也不只是讲普通话时的风度翩翩，更是风流倜傥，七分正气三分痞，整个人都流动了起来，活灵又活现。

胡歌说，方言本身就是对演员的一种解放：“上海话是我的母语，用母语表演的时候，就不需要像用普通话讲台词时那样，分散一部分精力在语言上，去注意台词的逻辑重音啊、节奏啊，省略了这个过程。拍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会发现，方言有它独特的韵味在里面，你的穿着、语言、环境和发生的事情都非常统一，语言作为一个交流工具，是地方特有文化的一种载体。”

在《繁花》所展现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其实兴起过沪语电视剧热潮，《孽债》《夺子战争》是其中最广为人知的——1997年的沪语方言剧《夺子战争》曾经以38.7%的收视率，打破上海电视剧最高收视纪录。不过当中小学不提倡讲方言之后，一系列方言文化也跟着衰落了。

上海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钱乃荣最近也在追看《繁花》。“剧中的上海方言，整体感觉是符合那个年代特征的，句子短，排列紧密，你一言我一语，表现出上海话语速快的特色，再加上剧情紧凑节奏快，我都看得有点眼花缭乱了。”钱教授说，“不同年龄的人说的上海话，用的词语各有特色，使这出电视剧语言活泼。游本昌饰演的‘爷叔’，有些发音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这是符合他人物年龄的——老派人还保留了几个老上海话中的‘连读变调’，年轻人听着可能觉得有点怪，那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虽然方言的稳定度是很高，但方言是生活中活的语言，在稳定中也会有自然的变化。我觉得电视剧比较好的地方是，演员没有刻意去用老上海的‘尖团音’，而是就讲上世纪90年代普通老百姓在讲的上海话，很生活化。语言是发展变化的，上世纪90年代上海语委曾组织上海的方言学专家深入普查过上海话，发现‘40后’的上海人已经不说分尖团音的上海话，分尖团音是30年代的特征，到了上世纪90年代更没有必要去说30年代的上海话了。电视剧里还有个别当年外地来沪的人，如‘范总’说的夹生上海话，我觉得也反映了上海商场上做生意海纳百川。总之《繁花》里的上海话让我感觉很亲切。”

在钱乃荣看来，《繁花》这部小说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它重新开启了都市文学创作：“上海开埠不久，出现了以优秀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对话用苏州话）为代表的一大批上海都市题材长篇小说。后来一度乡土文学繁荣，重磅创作中大都有一些鲜活的口语，比如《白鹿原》《红高粱》。当今，全国都市化潮流已形成，《繁花》让都市题材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并且是以一种融入本土方言的形式呈现，小说改编成话剧，再改编成电视剧，广受大众热爱，吹响了都市文学繁荣的号角，这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和努力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