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2022年，德国工人在费马恩大桥上组装新的电缆夹。

下图：2023年5月4日，德国柏林附近，维修厂员工在MTU维修一台涡轮风扇发动机的部件。

下图：2022年，法国旺斯Patrice Arbona巧克力工厂工人在手工制作巧克力夹心糖果。

上图：2017年，日本中部名古屋附近，丰田汽车组装车间。

“在莱比锡的巴赫博物馆，人们在纪念巴赫的同时，也在怀念为巴赫制作提琴的工匠大师。”

记者｜吴雪

在德国萨克森州安娜贝格-布赫霍尔茨最大的医院，高中毕业后的00后男生肖欢成为了一名男护士，护理工作排班分为早中晚三班，每天工作8小时，由两名护理导师带领，负责40多号病人。过去，职校和大专，是肖欢避之唯恐不及的选择，传统观念也认为，职校生未来只能做社会最基础的工作。但在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培训下，肖欢能看到比较确定的职业前景。

德国“双元制”是全球公认的职业教育当中最成功的一种模式，它脱胎于十五六世纪的行会学徒制。2018年左右，德国双元制体系下的职业教育开始面向海外招生，肖欢正是受益者之一。

数据显示，德国青年选择从事技能工作的意愿较高，在普职分流过程中选择职业教育通道的青年约占60%。

德国被称之为职业教育的“第一样板”，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突出的原因在于立法引领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模式。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匡瑛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德国是联邦制国家，由十六个州组成，各州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自治和自主权。德国联邦层面还出台《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以约束企业的责权利。

而芬兰、瑞士、比利时等地的职业教育，大多源于德国职业教育的演变。

既然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已经非常成熟，其职业教育建设、发展的经验范本，是否能为国内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一些可借鉴的思路与方案？匡瑛表示，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制度体系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复制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模式并不现实。

目前，我国开创出符合实际的中国式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在二十大报告中面提到了七类人才，其中有两类人才与职业教育相关，分别是“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典型的现代学徒制

半个多世纪以来，“双元制”教育被视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蜚声全球的德国制造背后是“双元制”教育模式源源不断地向德国工业输送高技术人才。在匡瑛看来，双元制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学徒制，其核心是校企合作。理论学习完全和实践结合在一起，为实践服务。

“双元制”教育模式的运作模式是个体需要先到企业申请学徒培训岗位，企业与学校进行联合培养，个体拥有学徒和学生双重身份。整个学习通常是“4+1模式”，四天在企业完成实践学习，一天回到学校学习理论知识。职业学校教师和企业实训教师培养途径不一样，知识结构也不同，但共性是他们都强调实践经验。

“学徒的考核非常严格，要参加两次国考，再筛选，不是说你一进来就能毕业的。严格的培养过程才可能导出高质量的毕业生，当然，在德国，一旦你获得联邦认可的技能工人资格证书，就意味着未来会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匡瑛认为，在国内，平等、有序、实用的职业文化，通过技能获得薪酬以保证体面生活等共有的认知与氛围、协同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因此，实施起来也面临挑战。

目前来看，我国的职业教育主要采用的还是学校教育模式，国际上也叫行政管理模式，其特点是：职业教育的规模由政府规划来确定，更多遵循的是学校教育的规律，而对工作实践中的要求和企业的实际需要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教育的职业性和专业性很容易受到削弱。

各国因地制宜的职业教育

日本文化与中国接近，属于学历社会，但一直以来，日本是以技术来立国的。日本的技工培养起步于二战后对美国科学管理方式的学习。二战以后，日本的经济腾飞与对技术人才的重视息息相关。早在1946年，日本就成立了“日本科学技术联盟”，于1949年开始推行质量管理体系（QC）。日本的职业教育最大优势在于日本的企业内部培训机制。

与德国的职业教育由国家联邦层面牵头部署有所不同。在日本，每个企业的培训各有千秋。匡瑛说，其培训既能够保证企业本身技术机密不外泄，同时又有一套培训体系来支撑完善从新进员工到最高管理层的架构，促进员工全面发展。当然，日本原来一直是典型的终身雇佣制，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极高。到了21世纪，终身雇佣制度有所瓦解，但力量仍然存在。

日本企业非常愿意投入培训资源，让员工发展得更好。相应地，企业也会对学校的教学提出要求。教授理论知识是其一，培养一个综合素养较高的公民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至于技能培训，学校一直被企业排除在外，企业认为学校并不擅长这块，学校最好给他们一张白纸一样的学生，实践任务由企业全部包揽。

近年来，随着企业培训成本增加、投入产出比越发失衡，职业教育的路径逐渐演变为官产学模式下的日本“双元制”。官指的是政府，产指的是产业界，学指的是高校。“官产学”就是充分整合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力量发展经济。这意味着企业会逐步将一些技能培训任务分流给学校。

匡瑛表示，瑞士、比利时、波兰等，则采用与德国“双元制”模式较为相似的模式，但在法律规定、培养模式、考核评价等方面略有不同。

比利时职业教育已有150多年的历史。1983年，比利时政府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2014年，该国进一步实施教育改革，强调建立贯穿终身的职教体系，并把职业教育的管理职权下放，由地方教育部门与职业学校自行商定教学内容。波兰的职业教育则源于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后，波兰经济陷入困境，技术工人的地位一度不被认可。2016年，波兰通过新的教育法规，将职业教育置于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

瑞士是在德国“双元制”基础上，建立了本国的“双元制”学徒培训制度。此后，又吸收了法国和意大利“学校职业教育”模式的优势，形成了“三元制”的职教模式。“三元制比双元制多了一个专门的培训中心，由瑞士建立的独立于学校和企业的第三方组织，主要针对职业学校课程和企业实践课程无法覆盖的职业能力而开设课程。”匡瑛表示，培训中心的费用通常由培训中心的成员企业与公共基金承担，三者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和政策上有严格规定，各司其职。

行业协会主导

德国的“双元制”里，企业的作用是特别突出的。要什么人、学什么、怎么学、如何考试，主要是企业说了算，教育资金投入也是企业一方拿大头。那么，德国企业为什么愿意承担这么多的职业教育责任呢？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总有一种怕被“挖墙脚”的担忧？

匡瑛告诉《新民周刊》，在德国，承担培训的企业通常要经过严格遴选，《职业教育法》规定哪些企业具有培训资质，一般是中大型企业。这一类企业认为，从经济利益上算账，企业不吃亏。

学徒三年，学生从学习基础专业知识技能，到创造一些效益，第三年创造的价值基本与正式工人差不多。尽管这三年里，企业需要支付学徒津贴，但总体投入不高，通过学徒工作还能收回培训成本。更重要的是企业由此获得了高质量的、双方都有认同和承诺的新生劳动力。

反观国内，目前多数民营企业实力还不强，尚处于为生存而拼搏阶段，一些国企因为管理模式等问题，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缺乏长远打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原所长赵志群表示，有些企业想搞校企合作，但企业和学校谈不拢。职业院校的教学一般在第三年才学专业课，与企业实践脱节；但企业希望学生尽早到企业学习，建立归属感，否则留任率很低，企业愿意投入培训的意愿，也会相应降低。

针对这一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办法。比如在荷兰，行会制度在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行业协会是企业的自我管理机构，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企业把经费统一交到行业组织，提供学徒培训的企业用大家的钱培养人才。即使人被别的企业挖走，只要在行业内流动，培训企业和整个行业都不会吃亏。

赵志群认为，在职业教育领域，行会是把关人。国家把执行法律的具体工作交给行会。允许不允许企业招生、学习过程的管理、职业资格考试和认证等，都由行会制定规则并实施管理。同样在德国，只有具有理发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才可以开理发店，任何一家理发店都可以保证达到本行业的基本水准。

再比如在德国，企业之间互不“挖墙脚”是一个历来沿袭的行规。学徒在企业学习多年，深受企业文化的熏陶，这本身就是认同感建立的过程。加之，德国企业一般分布在小镇集聚区，员工如果换企业，就等于要换住的地方，成本较高。企业如果选择了一个学徒工，在他身上投资，会希望他能长久为企业或行业服务，自然也会善待学徒工。反之亦然，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当然，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只靠教育制度的改革，它还需要大的文化环境，这是最关键的一点。德国、瑞士这些职业教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往往都有深厚的手工业传统和一脉相承的工业文化。“在莱比锡的巴赫博物馆，人们在纪念巴赫的同时，也在怀念为巴赫制作提琴的工匠大师。”赵志群举了个例子。

在我国江浙和广东一带，改革开放以后，工业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原因也在于合适的政策环境与手工业的文化传统。但是从整体上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注重学历和知识的国度。要想发展实体经济和职业教育，需要全社会的观念更新，需要在整个社会建立敬畏技术、尊重工匠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