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佩戴项圈的家养犬。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左图：翁悦在秦岭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庄做入户访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如果用一个模型来理解这些研究结论，可以想象为：一位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户，如果把上山采药、取木材活动作为主要生计，那他们日常耕作时往往会带家犬上山。最终这只家犬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在10公里、20公里之外的豹猫，甚至是大熊猫等野生动物。

记者｜王仲昀

2024年初，中科院张掖临泽站布放的红外相机，拍摄到的一段画面令人唏嘘：1月31日16时36分，三只狗钻入一处位于土堆下的洞穴，杀死了一只兔狲。

这三只白色和黄色的流浪狗，于当天13时35分开始，反复进入这个洞穴。三小时后，三只狗从洞里钻出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打头的那只黄狗嘴里叼着一只兔狲瘫软的尸体。

红外相机画面显示，几天后临泽下起了大雪。白雪覆盖之下，又有亚洲野猫和兔狲开始“光临”这个洞穴。它们会遭到那三只狗的捕杀吗？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回答。

这个看起来残忍而真实的片段，揭示了流浪狗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超乎许多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类想象。布里斯托大学曾经在蒙古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当地兔狲的死亡有35.2%是当地牧民的家犬造成的。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博士生翁悦，近年来除了在上海研究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也会去到远离城市的荒野，走进秦岭的自然保护区里，关注和探索野生动物在人类活动下正在经历的变化。

散养的家犬，比想象中更能跑

据央视新闻报道，2015年2月4日，患犬瘟热病的大熊猫“凤凤”在经过35天抢救治疗后最终因脏器衰竭呼吸困难死亡。当年在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抢救饲养研究中心，包括“凤凤”在内，共有3只大熊猫因感染犬瘟热而不幸死亡。

犬瘟热是一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不属于人畜共患病，但传染性强，死亡率可高达80%以上。家养犬类是犬瘟热的易感动物，也是主要传播途径。后来的基因分析发现，死亡大熊猫感染的犬瘟热病毒，与狗的病毒有很高同源性，说明感染源很可能是狗。

早在2017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燕霞等人，在四川栗子坪自然保护区周围的村子里，检查了当地的狗感染病原体的情况。他们发现村子里有4.7%的狗呈犬瘟热病毒抗体阳性，接受调查的人家没有一户给狗打疫苗。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人类生活圈的扩大，许多家养动物有意或无意地进入各种自然生态系统中。散养家犬作为一种杂食性动物，可通过捕食、竞争、骚扰和疾病传播等方式对当地野生动物产生影响。

上述大熊猫感染犬瘟热的现实案例，也成为翁悦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研究的起点之一。2019年，翁悦进入复旦大学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第一个研究项目在秦岭展开。翁悦与导师王放主要研究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不仅关注人类家养动物对野生动物时空节律的影响，还结合生态、社会和经济视角的多学科方法，探究保护区周边居民饲养家畜的驱动因素。为了开展研究，她和其他同伴一起累计给秦岭保护区周边40余只家犬佩戴了GPS定位项圈，并布设100余台红外相机。

有人看到大熊猫感染犬瘟热的新闻，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大熊猫这种看上去憨厚笨重的动物，在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中怎么会遇到散养的家犬呢？

对此，翁悦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那些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带的农户，家里散养的犬类和城市中的宠物犬有很大区别。“这些犬类通常是活动能力强、体格大的中华田园犬。它们由农户饲养，如果没有栓养时，更接近于‘半野犬’；它们有着长距离迁徙的耐力，能够持续追逐野生动物。佩戴的GPS项圈显示，有散养犬最远可以跑到离家约20公里的地方；它们还有不俗的攀爬跳跃能力，保护区内即使有一些护栏，如果不是特别高的话，它们也能越过这些护栏。”

2022年，翁悦作为作者之一，在《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公布了她所在团队对于秦岭自然保护区里家养犬的研究。具体来看，这项研究关注的是当地八种野生动物（野猪、小麂、毛冠鹿、豹猫、猪獾、黄鼬、黄喉貂和红腹锦鸡）出现的时间、空间上的节律与家犬的关系。

结果显示，除黄喉貂外，其余七种动物都会在空间上回避狗。另一方面，野猪、小麂和红腹锦鸡都会吸引狗，红腹锦鸡尤为显著。从时间上看，在有狗的地方，小麂和红腹锦鸡会更偏向选择黄昏活动，而野猪会选择没有狗的次生林活动。即便强壮如野猪，也会害怕狗。

当时研究团队就好奇，对于家养的“半野犬”，人类的生产生活又如何决定着它们的活动方式，进而改变了野生动物的命运？

“跟主人上山”，散养犬，野生大熊猫

在2022年那篇论文的研究基础上，翁悦继续和同伴在秦岭开展走访和研究。一方面，他们给更多家养犬佩戴项圈；另一方面，研究人员走进农户家中，开展问卷调查。“我们一共做了151份问卷，问题会关注受访者自身的家庭状况、教育背景、生计来源、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以及对家养犬的饲养方式等方面。我们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将家庭的人口和经济状况、人们的态度和活动与他们的决策联系起来，进一步研究这一过程如何影响散养犬只对野生动物的潜在负面影响。”

包括翁悦在内的研究人员，将上述结论写在一篇最新论文中，于今年发表在《保护科学与实践》（Conservation Science And Practice）。在最新研究中翁悦表示，如果农户对森林资源带来的生计依赖程度越高，会致使其家养犬的数量相对增多，也会间接扩大家养犬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而农户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野生动物保护意识越强，他们更可能去限制家养犬的活动，比如拴养家犬，规范疫苗，阻止家养犬追逐野生动物。

如果用一个模型来理解这些研究结论，可以想象为：一位生活在自然保护区周边的农户，如果把上山采药、取木材活动作为主要生计，那他们的日常耕作时往往会带家犬上山。假如饲养不够充足，可能会促使这些家犬长距离地去寻找猎物。最终这只狗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在10公里、20公里之外的豹猫，甚至是大熊猫等野生动物。社会经济影响人类活动，而人类活动进而影响野生动物。这一作用链条对于翁悦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脉络。这使得她可以从科学的角度，去了解社会经济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将自己的科研结果转化为可实施的保护管理方法。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放教授看来，这些最新发现给保护区周边的家畜管理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