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青青
“如果我能穿越,我愿意回到宋朝!”宋代经济和文化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近年来颇受当下“宋粉”的推崇。而同时,如何更全面、客观和辩证地看待评价宋朝这一重要时代,也是公众和学界的期盼。
宋史专家虞云国教授的新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从政治层面剖析了宋高宗在位36年的政治生态,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北宋良性的政治体制在此出现重大颠覆,这就是宋高宗和秦桧联手打造的“绍兴体制”,它打破了北宋时期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治国模式,使得宋朝政治从绍兴年间开始,逐渐确立了君主与权相结合的独裁格局。
在“绍兴体制”这一概念提出之前,日本学者寺地遵曾有“绍兴十二年体制”等概括。而本书作者在第一篇《绍兴体制与南宋史诸问题》中认为,寺地遵所说的这一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后的实际内涵已超出了政治、军事与外交的领域,这表达了作者对之前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思考,也是对如何准确表述“绍兴体制”的一种开宗明义。
在具体阐述“绍兴体制”诸方面问题时,作者从绍兴时期很多史实问题出发,尽可能多方位、多角度地用事实说话,让“绍兴体制”这一历史现象在历史事实的阐述和论证中,被科学概括和准确表达出来。
而在绍兴年间削兵权这一史实中,岳飞之死又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事件。作者也是通过这些文章,对削兵权是否一定要杀岳飞、岳飞之死是否是宋金和议的必然前提、岳飞懂不懂政治,以及究竟是谁杀死了岳飞等问题,作了详尽客观的分析与阐述。
关于秦桧的权相专政问题,是作者论述和表达“绍兴体制”中的一个重点。作者以《秦桧、张浚、赵鼎与李光的四重奏》等篇幅,阐述了秦桧权相地位的形成过程、秦桧专政目的为何、秦桧专政是否削弱了宋高宗君权、绍兴更化是否清算了秦桧专政,以及秦桧专政的严重影响等问题。
作者对“绍兴体制”问题的多角度论述,还体现在有关“中兴官宣”这一比较特别的视角上。这种史论与美术的“紧密接触”,也是本书论证方法上的一个明显特点。书中采用了大量有关宋代时期的绘画、碑帖、尺牍、刻本以及一些文物的图像,这并非只是为了装帧美化图书,而是起着重要的佐证作用。譬如,采用秦桧的《别纸勤恳帖》及其在范仲淹手书韩愈《伯夷颂》上的跋诗图片。前一幅尺牍反映了秦桧第一次罢相时那种哀叹与恐慌的真实心境,以及他对理学和理学家仅止于利用的实际用心;后一幅题跋则流露出秦桧对于宋金关系已不复像宋辽关系、不能再像当年那样应对的内心认识,足见秦桧题诗时(绍兴四年)已抱定与金和议的观念。这种通过反映人物隐微内心世界的图像资料去考察和论证的方法,既收到了从细节化视角洞悉历史真相的实效,也展示了作者治学上对于一般文献以外新领域的开拓与收获,值得我们学习。
本书最后一篇《中国为何转向内在》,是在充分论述“绍兴体制”之后,在更高眼界和境界上的一种探索和思考。作者在此把“绍兴体制”放在了中国大历史的层面来观察,认为宋朝南渡以后,无论政治生态,还是时代底色,南宋都呈现出有别于北宋的特点,如正是在绍兴时期,中国历史开始彻底转向了内在,也即“绍兴体制”使得中国士大夫意识形态从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外向特征,转变为保守,从而关闭了变革之门。作者这种“大历史”的观照和思考,对于有关历史发展脉络和逻辑规律的把握极富启示价值,是正确史学观对于“宋粉”的一次有意义的正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