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的回报

杨 斌

1992年我在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挂职锻炼那会儿，女儿正上小学二年级。有时候，住在附近的同学会好奇地问她，怎么没见过你爸？女儿则答道，锻炼去了。下次再问，女儿还是这么说。同学就很疑惑：你爸是运动员吗？女儿摇摇头说不是，但是又说不清爸爸的“锻炼”和“体育锻炼”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快一年了还没回家？等我回到北京，听了女儿天真的描述，不禁哈哈大笑。

前些日子，逃逸28年的南京“3·24”案凶手落网，我在新民晚报app上写了篇“亲历记”。文章推送后，我便在手机视频里告诉女儿：“当年你和你同学搞不明白的‘锻炼’，在那里有答案。”

现在，女儿自己的女儿也已9岁，小时候的事她倒还记得，读了以后便问我：“那你后来的工作和那年的锻炼有关系吗？”

“当然有啦！我在公安部机关工作，短板就是没当过基层警察，领导派我去，就是为了补这块短板。后来那些年忙这忙那，头绪很多，其中有一项是审看涉案剧。每到这时，那年在鼓楼分局的工作经验就变成了我手中的一张过滤网，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些不真实的细节筛查出来。比如，有的影视剧让警察在公共场合讨论案情，亮着警灯鸣着警笛去抓凶手，这都是胡编乱造！还有警察的服装配饰，他们怎么走访调查，怎么询问疑犯等等，我们都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影视剧的故事情节可以编织，但是细节必须真实。在审看这类片子时，能够辨别出涉案细节的真伪，就是我锻炼的回报！当然，回报还远远不止这些。”

女儿有些不解：“电影电视剧怎么还要让你们审看？”

我立即纠正道：“不是所有的，仅仅是涉案剧。1990年代中后期，因为有些涉案剧脱离实际，误导了观众，有的人大代表就开始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意见转到公安部，领导就批给文化处办理。那时我正好是处长，压力很大，于是跟影视主管部门商量了个办法，在他们给电影电视剧颁发播出许可证之前，先征求一下公安部门的意见。这些年都是这么办的，现在把网络剧也包括进来了。”

“那人家认可你们的意见吗？”女儿又问。

“当然认可啦！让细节更真实一些，对作品本身也有好处。况且我们所提的意见，既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实践，也尽量不伤筋动骨，所以对方都能接受，有些制片人和导演还因此和我们成了朋友。上班那会儿，审看涉案剧在工作中的占比并不重，退休以后，倒反而成了我的‘主业’。”

听我说到这里，女儿笑了：“怪不得这些年我妈老向我告状，说你成天闷在屋子里看电视，说你两句，你却总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工作呢！”

听了女儿这话，我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