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路的美好时光

修晓林

高大梧桐树掩映下的绍兴路，光影斑驳，暖风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各个编辑部门就在这年代久远小洋楼的一扇扇玻璃窗里，亮闪中透露着几分神秘，也浓厚积淀着多少文艺出版的情感故事和精神传承。那时，每逢周二，两位退休已久、白发苍苍的资深编辑，就会出现在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因为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也因为彼此对于文学事业与人文精神的深切热爱和关心。

悄无声息的编辑部，李济生和宫玺先生面对面深情凝视，手中是几篇急于相互推荐阅读的好文章。李济生，巴金先生的胞弟，是编辑，也是作家、翻译家，浑身都是川人的爽快气息。宫玺，是诗歌编辑也是著名诗人，向来崇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为人处世禅境。他俩既有古代文人潇洒自得、知足常乐的魏晋风度，又有现代学士敢于担当、淡泊名利的洒脱风范。在我刚走上编辑岗位的时候，济生先生就对我说：“编辑要好好读书，不读书，就会搞不懂很多事情。有的人浮躁，不想下功夫，没出息。要读鲁迅，读沈从文。读书，一辈子的事情啊！”宫玺老师对我说：“生活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是最新鲜的，是别人不能代替的。”

两位学识深厚、将自己半生岁月都奉献给出版事业的编辑老师的对话，使我了解到不少，领悟到许多——

“文化，不仅是多读几本书、多考试几次，关键是人的道德修养。经济可以几十年搞上去，而文化，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氛围。”

“不要文化怎么行？马克思能够影响世界，就是因为他有高度的文化，有世界的眼光。”

“贾植芳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精彩，幽默，书是借来的，我是恨不得把它抄下来，但是太长，不抄吧，又怕记不住。”

年迈前辈们在一起，定然会有关于老年生活的种种体会——

“真是没有办法，一年不如一年了。”

“自己老得不像话了，看都不能看了，从来不照镜子。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

“老人，活得开心最重要，活得长、死得快就好。”

李济生和宫玺先生，有中国文人的傲骨，但无傲气。他俩的共性：喜欢读书和思考，有着相同的追求：文事、家事、国事、天下事萦绕于怀，以天下为己任，以道德为第一。彼此的深厚情谊在言谈举止里，碰撞出闪亮的智慧之光，双方“所见略同”的欣喜之情，在各自的心胸激荡起温暖的涟漪。老李的川音抑扬顿挫，宫玺的语调沉稳细腻；老李谈事，慷慨激昂、嗓音响亮，而宫玺则是面带微笑，条分缕析、层层递进；两人都在走过苦难、迎来辉煌的叙聊中，引发无限的感慨和由衷的赞叹。

上海文艺出版社荣获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的优秀图书，就出自于这个编辑室。房间里还有五位文学编辑在审阅和编发书稿。两位文化老者激情四溢的高谈阔论和心声交流，常常吸引他们旁听而“停工”，这真是那段时间绍兴路上这幢楼房里引人注目的亮丽景观。

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现今的李济生先生，已是103岁高龄，卧床不起，再也不能够握笔写字；宫玺老师也已是88岁了，体衰无力，行走艰难。年岁不饶人，晚年多无奈。作为后辈后学的我，有时会入神回想思念那段令人留恋的美好时光。

在学识、为人、编辑能力方面，我都从两位先生身上受教许多。为了文学出版事业，他们一生为他人作嫁衣裳、无处不自得潇洒的工作态度，观世事笑沧海、视荣华为浮云的思想境界，会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