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王蒙先生的不解之缘

汪兆骞

因命运的眷顾，我的一生与“人民艺术家”王蒙先生有了不解之缘。

王蒙是我读高中正在做文学梦时，闯进我的视野的，这与当时年轻军旅作家王愿坚和革命老作家严文井有关。

我从读高一便开始钟情于文学，就读的是所只有高中的学校，校长姚幼君是来自延安鲁艺的老革命，经常请茅盾、王愿坚等作家来校作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作为校文学组的成员，我们常常与这些名家座谈文学。一次，意气风发的年轻作家王愿坚给我们介绍他的名作《七根火柴》的创作经过。座谈结束，我们都骑自行车回家，竟都骑进南小街，两家相距只有一箭之遥。于是我便有了向他请教文学的便利，我们后来有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住在我家胡同对面的另一位来自延安、现场聆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严文井，也由校长介绍成了我的文学导师，等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作为社长的他又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大约是1958年底的寒假，离高考还远，我集中阅读了不少中外文学名著，向王愿坚、严文井作了汇报，谈了些读书收获，并向他们请教该读哪些当时国内发表的小说。他们都推荐了发表在1956年9月《人民文学》上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有些诧异，报刊上早就批判过这篇小说，而且王蒙还被划成“右派”。我为此还特意从祖父的书房找到那本杂志，认真读了这一期王蒙的《组》、李国文的小说《改选》及秦兆阳的文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我当时只有最基本的鉴赏和审美能力，但同意王、严二位对《组》的评价：深刻而又具有艺术魅力的小说。他们又说，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王蒙我不认识，也不是我的儿女亲家，但是对他的批评我就不服”（《王蒙自传》）。他们也笑着说，“我也不服！”

神交久矣，但与王蒙谋面却是在1962年9月，他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来到北京师范学院。系主任毕玲（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夫人）把王蒙领进教室，向我们介绍：“作家王蒙，你们的辅导老师。”学生的掌声有点冷落——知道他的身份。王蒙一直面无表情，有点不卑不亢，眼神却淡定从容。一个十四岁在白色恐怖中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十六岁就成了团区委书记，二十出头就写出震动文坛的《组》的王蒙，在莘莘学子面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没上过大学，却可到高校里执教”“使我些微地得意”。在他看来学校的“气氛是美好的，清洁的”（《王蒙自传》）。

接触多了，听他妙语连珠、精彩纷呈地讲鲁迅的《雪》，他的睿智博学让同学打消初中毕业的王蒙执教大学的怀疑。他同我们一起到农村劳动，与我们躺在一盘大炕上背诵自己的作品，角度极为独特地谈文学与生活，让我们看到他一脸堂奥，拒人千里之外的外壳里有一颗热情、真诚的心。

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在《王蒙自传·半生多难》一书中写道：“我与不少同学谈得来，他们当中有管过《小说选刊》的冯立三，成为大型文学期刊《当代》负责人之一的汪兆骞”，“我与他们一起去香山春游，我重新尝到了学生生活的快乐……”在我规划自己的文学道路时，王蒙先生给过我切实的指导。1963年底，王先生破釜沉舟，卖掉家具，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自愿去了新疆，作为作家他认为必须到生活的广阔天地里去。我送他到车站，在彼此挥手告别时，我绝望地以为，这是我们师生永远的诀别，我流了泪。离别后，我曾到王先生儿时住过的绒线胡同红漆剥落的院门前痴痴瞩望。

改革开放后，王蒙先生带着大量的优秀小说重返文坛，重返北京。我们师生有了梦寐以求的重逢。不过我们由师生变成了作家和编辑的关系，当年拍板编发他的小说《组》的秦兆阳成了《当代》主编。感谢王蒙的信任，把他呈现共和国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共同命运和复杂灵魂的历史长卷，成为一个人的“国家日记”之四部“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交我编辑发表。我觉得，在打捞、重温昔日生活的吉光片羽时，我们很难达到王蒙先生那种思想境界。

在我的人生羁旅中，命运安排我与王蒙先生有相遇、相知、相交的机缘。他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引我走上文学之路；他能咀嚼消化一切人生苦难与困厄的自信，他能放得下自怨自艾的大气，他能承担一切忧患与痛苦的清明，给了我太多的教育和启迪，烛照了我的一生，让我在做人著述上收获了太多的东西。

感谢让我一生与王蒙结下不解之缘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