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把传达室工作人员叫作门房,把邮递员叫作邮差,今天会被认为带有歧视意味,但在六十多年前,叫与被叫的都觉得很自然。
1959年,我17岁,随父母住在北京钱粮胡同海关宿舍,宿舍一进大门右侧那间屋,就是传达室,门房王大爷,那时候大约五十岁,他不仅负责收发,询问陌生人来找谁,还负责打扫院落,每隔一天,还负责倒土。倒土是北京方言,意思是倒垃圾。当时院里住着三十多家,每两家合用一个土箱,土箱也是北京方言,就是垃圾箱,是木制的,长方斗形,两侧上方有四个伸出的把手。王大爷运送土箱的时候,会穿上一个厚厚的围裙,双手戴上厚厚的手套,他左右手错开,各握住土箱一侧的一个把手,腰身略向后仰,脚步沉重地搬到院外指定的地方,会有垃圾车来把垃圾倾倒拉走,估计土箱腾空了,王大爷再去把空土箱一一放还原处。我常在放学回家的时候见到运送土箱的王大爷,唤他大爷,他费力地回应我一个微笑,如今回忆起来不免内疚,我就怎么连帮他一把的念头都没有呢?
那时我订阅了许多报刊,而且开始给报刊投稿,1959年起,《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陆续刊发我的一些“豆腐块”,有儿童诗、小小说、散文、戏剧电影评论,见报的一个月后,报社会通过汇款单付我稿费,多的时候10块钱,少的时候8块钱、5块钱。那时我会经常到王大爷那里取订阅的报刊,还会问:“有我的汇款单吗?”王大爷总是把属于我的东西摞成一摞,当我面清点一遍,如有汇款单,他会用我托付他的一个小印章代我接收,更多的时候,他会主动把报刊和汇款单送到我家,有意思的是,他总是先把属于我的那一摞东西递给我以后,再把我父亲订阅的《人民日报》和《学习》杂志交付给我母亲(父亲多半还没下班或出差)。
有一次,我刊发在“五色土”上的一篇小小说已经过了两个月,还没汇款单来,我就在投新稿的时候,顺便跟编辑说了一下,他很快回复,说到财务那里查了,稿费一个月前已经汇出,而且把汇款单编号告诉了我。我就跑去跟王大爷说,怎么会没有这张汇款单呢?王大爷有些紧张,问我也是自问:“怎么会呢?”回到家跟母亲说这件事儿,母亲责怪我不该急匆匆去王大爷那里追问,母亲说王大爷从来没有弄丢过邮件报刊汇款单,他不仅为咱们家管理这些东西,全院各家的这些东西都归他接收转交,从未有过差错,是有口皆碑的啊。
母亲就带着我一起再到王大爷那里,那时候王大爷应该做饭吃了,他在屋子外头搭了个小棚子做饭,只见小棚子的小案板上,是切了一半没切完的一个大窝头,进屋召唤他,他说吃不下饭,在揪心扯肺地一环环回想,汇款单怎么会没有了?母亲就跟他说,不是什么大事,也许是邮差忘拿来了,您快做饭吃吧!王大爷就说,院里有人说闲话,您大概是没听到,说我拿着心武的印章,那是可以到邮局领钱的呀!那年代还没身份证,确实拿着汇款单和印章就能领钱。我马上说:“王大爷,别听那些闲言碎语。这次稿费才5块钱,就算丢了也没啥!”
再回到家,母亲批评我:“你那口气不对头。你知道王大爷当门房,一个月的工资才26块,5块钱对他来说可是个大数目!他在农村还有媳妇儿子闺女孙辈一大家子人,一毛钱一分钱对他来说都是有分量的啊!”
第二天我上学路过王大爷那小厨房,惊讶地发现案板上还放着只切了一半的大窝头,难道他昨天没吃晚饭?当时他也不在屋里。下午放学回来,我发现传达室里好多东西都挪到了屋外,王大爷是做大扫除吗?屋里好像清扫完了,我就帮他把东西搬回去。王大爷叹口气:“还是没有啊!”我才明白,他是怕把我那汇款单不小心飘到了柜子缝床底下,费大劲在寻找啊!
回到家,就有邻居、一个扎着粗辫子的同龄姑娘,隔着窗户还从我这里借去的书,是一本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她且不把书递我,笑嘻嘻地说:“你好阔气呀!请我去吃莫斯科餐厅!”怎么回事?原来,我把那张5元汇款单,夹在了那本书里,她开始只以为是个书签,昨天细看,才发现是汇款单。我从她手里抢过书,且不理她,惹得她生我好几天的气,顾不得许多,我拔腿就往传达室跑。
真相大白。但我实在不记得是怎么把那汇款单夹到《贵族之家》里的。我跟王大爷一再道歉。他比我还高兴。他让我回家跟母亲说一声,今晚他招待我晚饭。王大爷把切好的窝头片用油炸了,然后在小碗里放上一块青灰色的臭豆腐,再淋上香油,撒上碎葱白,我俩就在他那屋里,吃炸窝头片抹臭豆腐,咿呀那个香啊!
回到家,父亲已经下班在家,他跟我和母亲说:“那叫作金青脆!当年慈禧太后爱吃。窝头片炸了是金的,臭豆腐被慈禧太后赐名‘青方’,入口是不是又香又脆?”
我今年都八十一岁了。王大爷若在世该一百二十多岁了。无论是还在人间还是已抵天堂,王大爷啊,今晚我家自制的金青脆,会盛出一盘,奉献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