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余华

傅小平

1993年底，余华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活着》，他那时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不到十二万字的小长篇，会被看成是他创作水准的标杆，以至于他于2021年初出版《文城》，不少读者也是惊呼，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言下之意，这次“回来”的不是写《兄弟》和《第七天》的那个余华。《文城》也确实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说，与余华早年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风格上更具一致性。余华谈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他确实是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他们这一代作家有挥之不去的抱负，总是想写一百年的，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所以在1998年或者1999年，眼看着二十世纪快要过去了，他就想着从《活着》故事开始的年代往回写，因为《活着》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结果他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了下来。他在《兄弟》出版以后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2020年，他才把这部小说最后写完，所以确实是写了很长时间。

余华在《文城》上又一次践行了他在《活着》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其实不管对《文城》是赞许还是批评，读者大都认为它讲了一个好故事。先搁置好故事是否就是好小说不谈，我们有必要先问问怎样才算文学意义上的好故事。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潘凯雄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层面上的“好故事”。前者更多地诉之以“讲”，热热闹闹地讲，后者要义更在于“写”，它要求作家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体现在《文城》里，余华的语言是颇具诗性和张力的，但诗性在很多作家笔下往往会导致模糊，余华却让它走向了准确。而张力会让阅读的弦绷得太紧，余华却用幽默让这种紧绷舒缓了下来，并有了弹性。所以说，余华至少是用好的语言讲了好的故事。而故事的好，也不只是在于它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恰恰在于它同时让我觉得明白如画。以我看，写一个百年前的故事——那时的时代环境、风物人情都与现在相去甚远，远到足以让人生出隔世之感——能写得明白，就像裁剪一件饶有古韵的衣裳，让人穿着熨帖自然，是需要作家下功夫的。

余华一般只有真正心里有底了，才会把小说拿出来出版。他坦言他会为自己的作品拉出一条平均值，感到一部作品能达到之前小说的平均值了，他才愿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