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梧桐

王晓倩

春分后的第一场雨把上海的梧桐树洗得发亮，我收到了一个贴着袋鼠图案的包裹，那是来自好友简的问候。牛皮纸似乎还残留着南半球的温度，拆开时簌簌落下的细碎金箔，就像悉尼街头随处可见的蓝花楹残瓣，让我不禁想起中学时简的辫梢总挂着草籽的模样。

记得文理分科那天，我和简在学校废弃的顶楼发现了一个瘸了腿的地球仪，简纤细的手指突然指着澳大利亚的位置说：“这儿的人把鹦鹉当宠物养呢。”后来，简果真去了有鹦鹉的地方。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时代，我们始终保持着一种古老的方式对话——简寄来的包裹里总夹着稀奇叶子。昆士兰的桉树叶常带着我爱的薄荷味，塔斯马尼亚的蕨叶展开后像翠绿的孔雀翎毛。而我在回信里塞进晒干的灵谷寺桂花、腾冲银杏叶和金川梨花，两地的植物就这么完成了一次呼吸的交换。最新收到的信封里只有一片梧桐叶，落款处依然是我熟悉的字迹：“等我楼下的梧桐学会中文，等你的叶子能听懂土澳口音的英语，或许我们能在年轮某处重逢。”我把叶子夹进了翻旧的诗集，合上书时，某个被遗忘的午后突然苏醒——两个少女并排躺在梧桐树荫下，透过指缝看阳光在叶隙流转，幻想那是未来穿越时空的星光。

窗外的梧桐絮还在飘。这些带着绒毛的小伞兵，有的粘在弄堂里的晾衣绳上，有的落进邻家孩子的牛奶杯。但总有一两团倔强的，乘着信风往南半球去。它们飞过珊瑚海时，不知是否会遇见简楼下那棵正在学中文的梧桐？树根在地底盘走，我们在地上写信，都是往彼此的方向去。就像我们各自遇见的梧桐，即便在相隔万里的土壤，依然保持着相同的向光生长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