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安乐邨经历的抗战胜利

>>>童林夙（时为延平路小学毕业生）

当时有少数日本人住在安乐邨，有自由职业者（如教师、科技人员、医生、记者等），有汉奸，也有抗日分子，多数是生意人。我们就是在各种人中间生活的。他们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一楼，一直到1947年我们全家搬至南京。

落户上海

我父亲童寯是沈阳人，1925年清华学堂毕业，赴美留学。毕业后赴欧洲访问，于1930年9月由美国回到家乡沈阳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1931年日本在沈阳策划“九一八事变”后，举家避难到北平。同年，他应清华同学陈植邀请加入陈植、赵深在上海组建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至此，我们全家就在上海落户了。1933年12月，我在上海出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于1938年就离开上海到重庆、贵阳等地建立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分所开展业务。1939年冬到1940年春，父亲经越南、香港返回上海与我们团聚。然后又去重庆、昆明等地，为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分所设计了许多建筑。母亲关蔚然则带我和弟弟童林弼留在上海。

恨之入骨

1938年，母亲和我们由法租界的林肯公寓搬入位于胶州路康定路口的安乐邨7号。安乐邨位于康定路818弄，是个弄堂，有40户人家，鱼龙混杂。当时有少数日本人住在安乐邨，也有自由职业者（如教育、科技、医生、记者等），有汉奸，也有抗日分子。多数是生意人。我们就是在各种人中间生活的。他们住在二楼，我们住在一楼，一直到1947年我们全家搬至南京。

在安乐邨时，我们小朋友经常在一起玩，弄堂里有一个日本小孩，想和我们一起玩，但是大家都不愿意，都排斥他。有一天弟弟哭着跑来对我说日本小孩欺负他，因为日本小孩一定要和我弟弟玩，我弟弟不愿意，日本小孩就欺负他。我一听就火了，立即跑去和日本小孩理论，然后我和日本小孩打起来了，我把他推倒在地。日本小孩爬起来就哭着跑了。我还在那里没走，没想到小孩向他父亲告我打了他，他父亲就恶狠狠地跑过来要抓我。我一看这情况，撒腿就跑，好在那个日本鬼子穿的是木屐鞋，跑得没我快，但差一点被他捉住，最后被我逃掉了。当天我不敢回家，在马路上流浪一夜。第二天我偷偷回到家里，见了妈妈，将情况说了一遍。可是我偷偷回家的事还是被那个日本鬼子知道了，他到我家当着母亲的面将我打了一顿。母亲由于害怕被人告状说我们是抗日家属而被抓到宪兵司令部，因而没有什么行动，只是对那个日本鬼子说小孩子打架，大人不要管。但是日本鬼子才不听呢，对我照打不误。事后，我在床上躺了两天才缓过来。从此，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迟早有一天，我要报仇的。

扬眉吐气

1945年8月15日一早，我们就得到日本要投降的消息，大家特别高兴。一时鞭炮齐鸣，激情呐喊，场面确实激动人心。我那时得知弄堂里那个日本人要跑掉，机不可失，立即跑到日本人住的地方用上海话大喊：“东洋乌龟出来！”连喊几遍，日本小孩出来了。他们正准备离开安乐邨，我上前一步，抓住小孩的衣领将他痛打一通，一面打，一面喊：“你们也有这一天。”这时小孩母亲到我母亲面前告状我打她小孩的事，我母亲冷冷地对她说“小孩子的事，大人不要管”，把她顶了回去。那个日本鬼子始终没有敢出来。围观的人看见我都鼓起了掌，说：“打得好。”我这时才感到扬眉吐气。当天中午，那家日本人就搬离安乐邨不知去向。

搬至南京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国共两党和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父亲应邀代表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但和谈没有结果，内战再起。抗战胜利后，父亲和母亲通信较多，有时父亲的朋友路过上海都会到我们家看望我们。1946年，父亲所在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返回上海，父亲与我们团聚了。但是父亲随即赴南京负责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在南京的工程项目并兼任中央大学教授，所以在上海时间不多。于是父亲在南京亲自设计盖了一所房子，请当时有名的营造商承建并请我们兄弟三人到南京参观他设计的房子。由于父亲没有多少钱，又不准营造商赠送房子，所以房子较小，有点“寒酸”，遭到我们三兄弟一致否决，然后向母亲汇报说“房子太小，不行”，哪知母亲只是一笑了之。房子于1947年建成。我们离开上海搬至南京，终于和父亲能长期在一起生活了。

我们一家对全国来说虽然只是沧海一粟，却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如果全国每个家庭都在抗日，日本必败无疑。任何侵略者也会和日本一样，有来无回。历史是不能忘记和篡改的。

内容支持

《我的1945——抗战胜利回忆录》《民间影像》（同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