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开始，上海市中小学开展在线教育课程。

1月20日，上海一位小学生在笔记本电脑前进行在线课程学习。

3月4日，老师全副武装为学生网络授课。

在斯朗巴珍看来，她在零下的山顶，哈着气，盯着屏幕，看着老师的直播课，就像在看一束光，可以大概率地改变命运，但人们期待的教育的效率公平，也许不只是一个可以打破距离、地域的软件那么简单。

记者｜吴　雪

“铅笔盒、书拿好，耳机戴好，别偷懒啊。”闵行一私立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豆豆打开晓黑板App，一堂40分钟的直播课正式开始了。母亲周琴知道，接下来豆豆上在线直播课的这一整天，她都无法轻松了。3月2日，上海正式上线了统一空中课堂后，豆豆家里的电脑安装的App至少五六个。晓黑板用来看电视录播，腾讯课堂上学校老师的课，之外还有培训机构和兴趣班的直播课，一天转场四五六，基本是常态。

豆豆一天的学习安排，只是全国“停学不停课”大背景下的缩影。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春节里，餐饮、零售等大部分行业陷入停滞状态，教育行业反而成为“被选中”的那个。在史上最长的寒假里，全国1.8亿处在K12教育阶段在校学生，行走在教育行业搭建的“空中校园”里，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开始加速转动。

在家学习成为主流方式，老师纷纷变成主播，家长也不得不成为督学。然而，在线直播课究竟该如何上？怎样上才算有效果，一块屏幕，真能填补教育鸿沟吗？很多人还是蒙的，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周彬的一句话概括：老师没准备好，学生没准备好，家长也没准备好。老师“花式翻车”，学生强撑精神的背后，人们似乎正在重新认识在线直播课。

网课，不止直播

在湖北黄冈的一栋普通家属楼里，居家隔离的伍静戴好耳机端坐在电脑前，打开预先准备好的腾讯会议，输入会议号码，进入网上会议室。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龄13年的资深老师，站上讲台的她游刃有余，但第一次面对屏幕，伍静很不适应，甚至有点紧张。

“感觉自己像个电台主播，学生是我的听众，第一次有67个人听课，讲的是新闻史的课程。”伍静告诉《新民周刊》，学校本来通知3月初正式上课，但春节她回家探亲，被困黄冈，暂时无法返校。这才向学校特批申请了直播。为了首播顺利，伍静提前一周做了一系列的准备。比如，建好微信群，通知会议室号码、怎么签到发言，甚至在学校在线平台E-learning上试录了两段视频。

“我是主持人，可以控制闭麦，有二十多个同学举手发言。”伍静说，出勤率高、互动热烈的根本原因，在于她有意设计了学生成绩的占比，课堂讨论占比20%，出勤占比10%，论文占比70%。因此，直播前，学生们不仅要了解听课技术流程，还会从E-learning上下载阅读资料充分准备问答及思考，鉴于此，同样是40分钟的课程，线上甚至比线下效果还好。

更重要的是，对于师生来说，腾讯会议更简单便捷，无需注册，甚至不用下载APP，从小程序进入也可以。当然，它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缺乏身体和眼神的交流，监督学生听课效果需在微信群里回复1跟进，就像弹幕一样；签到也要配合微信的小小签到，如果小程序进入，网速和声音，也会略有断断续续，不用耳机听起来会有些费劲。

“钉钉支持发作业，比如语文作业5+2，5遍生字两遍课文，老师管理群中可以一一查看智能催办。但腾讯会议和钉钉还有一个缺点是不能随讲随录，不可以回看，上一堂课，需要把课程PPT传给他们。”伍静向记者坦言，第一次直播课，虽然有忘词、紧张甚至不是所有的内容全部讲出来，但还算最大限度地还原了课程。

当然，直播课对学生而言并非一劳永逸，课后的反馈与效果反而需要其他形式的补充。B站六年老用户“上大王俊凯”，是上海大学理学院数学系的一名85后老师王玉超，从直播游戏到数学课，王玉超更愿意用年轻人的方式推进课程。2月初，在确定无法开学的情况下，王玉超担任了上海大学全校几千名学生的数学基础课程教育规划与录制。

“考虑到各个平台网络可能不流畅的原因，我个人会把录制课程先试录一遍，做好预案放在平台上。”王玉超向《新民周刊》透露，除了放在上海大学在线教育平台上的录播课程，B站直播也会录制下来，提供给学生回看。“由于数学习题需实时看到解题步骤，我会上传到B站，一边用平板电脑加手写笔展现，一边线上答疑，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互动实践上的短板。但一个平台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

除了老师们在各个平台渐入佳境地摸索，伍静还发现了一个显著的趋势，最近这一阵子，网上的慕课资源很多，有相当一部分免费，但实际效果并不佳。她建议，选择慕课的标准，要心中有谱，盲目观看容易找不到重心。比如，如果是选修课或者第二专业的课程，建议先预习慕课视频做准备，或者干脆选择慕课作为替代品。目前比较大的慕课平台，有中国慕课、智慧树等三五家，当然，其效果反馈的好与坏，关键还取决于学生们自律与否。

大学生的听课效果无法实时监测及保证，低年级的小学生自律性则更是差很多，豆豆妈妈周琴的焦虑代表了多数家长的心态。在周琴看来，周一到周五是最煎熬的时刻，上午三节、下午三节课程，虽然穿插了休息和体育锻炼，但女儿的注意力经常分散，有时趁周琴不注意，就关了窗口看别的去了。特别是下午，多出的围棋直播课，对注意力的要求可能更高。

培训机构在线角逐 方法别走偏

“如果新东方全部停课退费，新东方就只能关门大吉，考虑到七八万名员工的生计，最好的办法是把课程搬到线上。”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自己的公众号“老俞闲话”中撰文提到，为了不让公司全面停摆，跟紧学校教育动作，转战线上，是大部分线下机构的选择。

1月20日至21日，武汉地区的学而思、新东方、猿辅导等线下培训机构发出停课通知。紧接着有超过20家在线教育企业，为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甚至全国提供免费课程，培训机构开始全国范围“夺客”。

周彬认为，线上免费课程是为了获取未来的潜在客户，但机构从何处入手很关键。

“疫情暴发后，平台很快就上新了不花课时的课程，语数英拓展公益课，不像掏钱自费的课程互动多。”河南郑州一家公立小学二年级学生昊然是学而思的老用户，昊然妈妈告诉《新民周刊》，为了匹配线上激增的在线用户，学而思春节过后就给所有老师配备了双屏电脑。

双屏的好处在于，老师可以在教课的同时，监督班级20多个孩子的听课情况，比如，谁在低头写作业，谁没有对着PPT，谁在开小差，一目了然。当老师需要孩子回答问题时，可以开启小话筒模式，学生作答的语音将自动翻译成字幕显示在屏幕上，全班同学选项ABCD的统计百分比，很快就显示出来了。

当然，这种监督机制大多停留在平台的技术层面，辅导作业是父母们需要翻越的另一座大山。为了跟线下班抢生源，类似学而思、作业帮等在线直播课发展出了主讲老师和辅导老师相结合的双师体系，在课程设计上也与传统教学有所不同。

“小班级会把小朋友分组，根据表现评出MVP，每个辅导老师给家长发微信，表现情况再发给老师。昊然自制力不强，课程必须得设置得有意思才坚持得下来。”昊然妈妈陪读了两周发现，老师们备课的讲义，难度不在知识点的罗列，而是怎么生动有趣，讲法上经常推倒重来，毕竟一旦屏幕一端的学生觉得枯燥，很难不去打游戏或者看视频，本质上，这也是直播课堂与网络游戏的PK。

“春秋季分别15次课程，180元一个课时，虽然贵了点，但比较成体系，这两天，我准备把英语也换到大机构来。”昊然妈妈说，平时大小机构教学效果差异并不很明显，但这次的集中线上，差距就出来了。

周彬认为，课程效果关键一点还在于老师的个人魅力，但目前部分线上教育平台在这方面似乎正在走偏。初中数学老师明哲为了活络气氛，在课间举行“K歌大赛”、讲课幽默甚至自黑；语文老师江宁为了让孩子专心听讲，承诺复课后给孩子们买礼物；甚至有老师还学起了李佳琦式的带货句式：“同学们！同学们！你们的老师来喽！老师要开播了！”

花样百出的形式都没问题，但教育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课程本身，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学校老师，都该思考一个问题：各家的产品对孩子学习的吸引力是什么？作为学校老师怎样才能让线上课堂效果变得与线下同样高效？

江宁说，许多老师和他一样也想把直播课上好：“如果以后孩子问我，年轻时候是不是当过主播，我都想好怎么回复了，‘这一切得从一只蝙蝠说起，是不是合格且有价值的网红，还得学生说了算......’”

学校教育 仍然不可替代

事实上，早在全国部分中小学试行网上开课时，就有人对这种形式提出了担忧。相比较小朋友长时间盯着电子设备、家长无法保证在网课中出席之外，最普遍争议的，还在于农村及偏远地区孩子除了统一的电视直播课以外，是否具备上网课的条件。这样的观点也确实引起了一些重视，但实际情况远比预想的更复杂。

1999年出生的斯朗巴珍是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康复192班的学生，她家所在的波格村海拔3400余米，雪山环绕，地势较低，信号源被山体遮挡，造成信号不稳定。“如果是日常交流，家里的网还可以，但看视频就不太行，一直会卡顿。”

2月17日，该学院“线上教学”模式正式开启。因为信号不稳定，辗转几处都不能满足课程网络需要，斯朗巴珍拿起课本和手机向家后面的雪山跑去。一路走、一路试，快到山顶时，视频中的教学画面开始流畅。斯朗巴珍就在原地坐下，并在这块石头上留下了记号，从那天起，这块石头就成了她的“课桌椅”，一坐就是4个小时。

报道发出后引发关注，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昌都分公司，决定给波格村新建一座4G基站，暂时解决了斯朗巴珍的困境，但网速问题并不鲜见，即便是新东方这样的大型机构，也在“云课堂”上线之初遭遇过服务器瘫痪的窘境。甚至学而思、钉钉等平台用户均反映过网速卡顿、无法实时、黑屏等问题。周彬坦言，至少现在的网络功能，要同时承载大面积的千万级用户，多少会有些小问题。

实际上网络教育在技术和教学层面，老师、学生、家长三方都还没准备好。“网校和机构，当它只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力量时，冲突并不明显，一旦上升到主导层面，就面临着能不能同时兼顾‘教学练评’的挑战。”周彬认为，目前看来，练和评只能堆积到课后，随着技术平台的大规模开发，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律性问题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

学校教育是要求大家都去学校接受教育，而网络教育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个单词——anybody、anywhere（任何人、任何地方），这就注定像空气一样，不大可能会成为私人的产物。“如果大家都把网络教育当作产业来做，就不可能普及到每个孩子那里去，更不可能大规模地替代学校教育。而一些个性化的课程也注定只在一定群体范围内传播。”

许多人寄希望于线上教育让教育资源分配变得公平，但相较于学校教育，网络教育天然受限，毕竟家庭与家庭之间不同、学习环境也有差异，如果放弃学校教育，完全依赖于技术的教育服务，可能将学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因此，周彬认为，在网络教育产品开发上，要从网络技术转为关心人的因素，多考虑孩子的学习心理、学习兴趣及成就感。

在调动孩子学习兴趣上，明哲老师的确有一套：用掷骰子和抢答器互动，用画画游戏来相互Battle，他没觉得当“主播”有什么不好，但总会时不时想念线下与孩子互动的日子：课堂上点名转笔头走神的同学，请他上来板书解题，同学们底下小声说着答案，作为老师，我希望他们进步，循循善诱地教导后，提醒他们下次专心听讲；冬天手冰凉，有些不听话的小朋友，我就伸进他们的脖子里，每次收获嘻嘻哈哈一大堆，这些师生之间的真实温度，都是网络教育无法替代的。

也许，在斯朗巴珍看来，她在零下的山顶，哈着气，盯着屏幕，看着老师的直播课，就像在看一束光，可以大概率地改变命运，但人们期待的教育的效率公平，也许不只是一个可以打破距离、地域的软件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