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东征传绘卷》卷五（第二段）：鉴真到达奈良。

左下图：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立面图。

右下图：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立面图。

上图：正仓院藏品：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左下图：日本空海《执笔法》图。

右下图：东山魁夷隔扇画《桂林月宵》（部分）。

上图：日本京都龙安寺著名的枯山水。

下图：1933年，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的对局，轰动日本棋界。这局棋吴清源打破陈规，执黑以三三、星位、天元开局，前所未有，震惊世人。

从制度、文化、思想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日本曾经处处“小中华”的影子，也待唐帝国爱恨交加。大唐啊大唐，历史的光影折射中，你远去的背影像《平家物语》开篇的一语双关，“宛如春夜梦幻”。

记者｜孔冰欣

据说所谓罗马贵族的感觉，是脸上呈现出某种“一切欲望满足后的淡淡厌倦”。而信笔挥洒“日本文化的唐风寻迹”这类小文，但凡作者身为熟谙历史的炎黄子孙，大概总难以避免地会被那份居高临下的“淡淡厌倦”给传染到。在古代，中国一向自诩并被周围的其它亚洲国家认为是“天朝上国”，这些国家中当然包括日本。中国（尤其是唐朝时期）对日本的影响，迄今都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日本的遣唐使不辞辛苦来中国学习，全面效仿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日文里包含着大量汉字，会书写汉字而非假名，仍被认为是“更有文化”的象征；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也几乎件件可察“宛宛类卿”“人不如故”之叹……

闲坐思悠悠，华流是顶流。

京都奈良“抄作业”

昭昭有唐，天俾万国。不过，说起中日相交，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汉代。待汉末几轮“乱纪元”后隋朝一统中原，东北亚的政治格局亦因之而变。日本意识到，进一步了解这个毗邻而居的大国很有必要，派遣了四批遣隋使。彼时，日本有自己的想法，不愿以“宗主国—附属国”的地位来看待中日关系。唐王朝建立伊始，日本虽然也派遣了遣唐使，但表面祥和下暗流涌动，同时，朝鲜半岛问题亦成为一根导火索。

666年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祭祀天地的封禅仪式。参加仪式的不仅有皇后武氏、文武百官，还有很多外国使者，如来自中亚草原的霸主突厥、在西亚维持长期霸权的萨珊波斯、占据连通中亚和印度间战略要地的迦毕试、乌仗那国、中亚和南亚的印度诸国，还有东亚的新罗、百济、耽罗、高句丽等国，包括日本。三年前的663年，日本、百济遗民联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激战，日本、百济军大败。举行封禅大典的这一年，唐朝已经在准备征讨高句丽。而封禅大典的目的之一，正是要在亚洲局势动荡之际向周边各国宣扬大唐国威。刚被狠狠“捶”过的日本，在泰山上切实地感受到了唐朝的强盛。668年，唐朝联合新罗攻灭高句丽。

实力面前，心悦诚服，“唐风”改革，大刀阔斧。隋唐之际（公元7、8世纪）是日本汉化的最高潮，日本事事物物皆取自大陆。然而，海岛与大陆的自然环境终归不同，日常生活的细节大可“彻底拿来”，典章制度，恐力所不逮。历史学家唐德刚即指出，譬如日本不适用唐初的府兵制，岛国“无福消受”如此庞大的国防军，所以，少数维持社会治安的军人就逐渐演变成职业性的武士了。再如均田制，在日本渐变为班田制，口分田，最后形成了封建的庄园制。奈良时代尚是日本模仿隋唐帝国体制的高峰，9世纪平安时代以后，日本在制度上逐渐走上封建，便撇开大陆影响而自行其是了。唐德刚与另外一位历史学家许倬云秉持大略相同的观点：近代，欧美列强冲开中日两国的大门时，一贯“做小弟”的日本顺势调头，反而“学习”得青出于蓝，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帝国主义。日本像小船，好转舵；中国似巨舰，难转身。

无论如何，奈良时代的日本都城——平城京，被公认为是对长安的高度致敬。平城京宫城遗址有两栋崭新的复古建筑，其中之一称朱雀门，而长安当年的南大门就叫朱雀门。无独有偶，遗址上另一座“大极殿”，也容易让人想起长安的太极殿（皇宫的正殿）。大极殿与太极殿，仅仅差了一个点，有日本学者表示，估计怕唐朝使者看到后兴师问罪，所以才特意减掉一点以示区别吧。

平城京“抄袭”长安，平安京（京都）难忘洛阳，隋唐时期中国都城布局的里坊制，在日本变成条坊制，名字大同小异，内涵基本一致。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喜好唐风，遂命名朱雀大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朱雀”又被cue到，大街将平安京对半分）东侧的左京为“洛阳城”，西侧的右京为“长安城”。平安时代后期，右京逐渐荒芜，左京日益繁荣。至室町时代，幕府设在京都北小路室町，各地官员去朝觐将军，都委婉地说成“上洛”，久而久之，“上洛=去京都”也成了习惯用法。现在京都的市中心，大抵是平安京的左京部分，“京”=“左京”=“洛陽”已成共识，“洛陽”早被视为京都的代名词。

值得玩味的是，侯孝贤的《刺客聂隐娘》剧组曾专程赴奈良、京都取景，后参考日本古建筑，试图还原出纯正的唐代佛寺、宅邸。不过，有“挑刺者”指出，电影里若干建筑颇具“飞鸟样”（源自中国南北朝建筑式样）的法隆寺风格，因而不太是严谨的唐风。但考虑到日本“和样”建筑（源自中国唐代中原北方建筑式样）确实比中国现存的唐构（相对窄小）更适应特定的拍摄需求，剧组的举动亦属无奈。

不得不提一笔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东大寺由圣武天皇于公元741年下诏仿中国寺院结构兴建，在当时属于日本最高级别官寺。756年，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希望夫君能尽快去往卢舍那佛的世界“花藏之宝刹”安住，便向东大寺大佛（卢舍那佛）捐献了诸多宝物，构成了正仓院（东大寺一角之木仓）藏品的基础。其中，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为当世仅存的一把唐朝五弦琵琶，堪称珍中之珍。贴嵌在腹板当弦处的捍拨是一方玳瑁，玳瑁上面用螺钿嵌饰芭蕉、鸿雁、鹦鹉和花草间骑在骆驼上弹琵琶的一个伎乐人。琵琶之背即所谓“槽”，更是遍身螺钿填嵌出牵枝抱叶的花朵流云和一对衔绶鹦鹉，芳姿雅态叙不尽。日本学者林谦三《东亚乐器考》说它“益以明治年间的修补，几乎恢复到完全的原形。通过这个，可以悉知唐制五弦的构造”。

奈良大学名誉教授东野治之表示，正仓院带给人们直通长安的强烈感觉。同时，这位学者直言不讳，藏品里的金银器数量很少，对“凡事皆热衷效仿大唐的奈良朝廷来说”，没有金银器可用，并非因为趣味取向的不同，“更为实际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经济”。东野治之还坦言，“日本对唐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工艺品”，当时能向唐朝提供的只有山茶油、玛瑙、金漆与做工粗劣的纺织品。正仓院藏有一把东大寺传世和琴，尽管它代表了“当时日本工艺制品的最高峰”，但“并不能算得上工艺精妙”“在精致和华美上有相当大的差距”。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内容第六卷《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讲道，隋唐建立的国家制度、律令法体系、佛教、儒学、文学，甚至节假日等等都广泛地传到了周边地区。日本正是因为吸收了隋唐的文化，才建立起最初的古代国家。西安有一块“井真成墓志”，表明日本人井真成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去世，且葬在长安。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日本人也来到中国，在华北各地辗转求法，他就是天台宗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圆仁的求法之旅艰难重重，但所到之处，无论是农民还是官员，都为他提供了善意的帮助。在五台山大华严寺内，圆仁与两名弟子有幸目睹院阁前庭出现绚烂的“色光云”，炳然流空，仿若文殊菩萨现世。返回日本后，圆仁用带回的五台山土石奠基，于比叡山建造了文殊楼。

自己离乡苦学，不如请老师过来，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找上了鉴真。关于鉴真东渡的故事，此处不再赘述，我们都晓得，他帮助日本佛教快速确立了戒律制度，成为日本律宗的始祖。另外，平安时代的《医心方》还记载了鉴真带去日本的几个处方，可知“唐大和尚”亦精通药理。而昔年日本贵族阶层中盛行的熏香习惯，据传也由鉴真首先倡导。正仓院保藏的紫檀金钿柄香炉，便是专在佛事中使用的鹊尾香炉，由拜佛之人持在手中散香，名曰“行香”。

文脉风雅大唐来

数年前上海博物馆“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魁夷隔扇画展”，顾名思义，同样缘起鉴真。作为律宗道场，奈良唐招提寺特别委托东山魁夷（日本画三巨头之一）潜心创作御影堂隔扇画。隔扇画指室内空间的拉门或墙壁上的装饰绘画，而东山魁夷分两批筹备，先后完成以日本山水为题的《山云》《涛声》，以及取中国风景为题的《扬州熏风》《桂林月宵》《黄山晓云》等。日本画即日本的“国画”，其最初源头来自中国的青绿山水，特点是用矿物颜料添加胶使用毛笔绘制，保留绵密描绘的技巧。为深入触及鉴真的足迹与内心，东山魁夷三次来到中国写生，明确了要画扬州（鉴真的故乡）、桂林（暂时的落脚地）。褪了色的杨柳湖泊和山水月色，恰似鉴真记忆中的故土风貌，一缕愁绪暗暗生。

品完画作品书法。9世纪初，空海以学问僧的身份抵达长安，他的书法学了王羲之，与嵯峨天皇、橘逸势并称日本“三笔”，其《执笔法》图应是摹自唐朝流传的“单钩”执笔图。日本人用毛笔也在形制上与唐朝古笔“亦步亦趋”，即便到了晚清时期，如内藤湖南这般的日本汉学家挥毫赋诗，依旧喜欢类似唐人书写工具的鸡距笔。

如果汉字书法是线性思维在空间中付诸视觉的极度彰显，那么，中国传统音乐的旋律，则是线性思维在时间里付诸听觉的倾情展现。田青所著《中国人的音乐》谈及，隋唐两朝形成了一个在当时领先世界各国的音乐形态——燕乐，也称宴乐，宫廷或贵族宴会上演唱、演奏的音乐。其中，包含多种艺术形式的大型歌舞曲“大曲”艺术价值最高，又以《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最出名。时至今日，日本仍保存有名为《秦王破阵乐》的五弦琵琶谱、筝谱、筚篥谱、笛谱等多种乐谱。而据称由大唐传入的雅乐《兰陵王入阵曲》，更一直被日本视作瑰宝，是日本国粹“能”之祖。汉字“能”在日语里发音如“傩”，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傩戏”“傩舞”一脉相承。“傩”的最大特点就是戴面具，传说里“性胆勇，貌若妇人”的高长恭，正是靠“面具美男”的经典IP形象出圈的。

郎艳独绝，诱女怀春；三月临近，春光乍现。每一年的三月中下旬，发痴的赏花人会前赴后继地跑去日本扎堆看樱花。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更咏出“敷島の大和心を人問わ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欲问大和魂，朝阳底下看山樱）”的诗句，对樱花在日本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做出明白的表达：最热烈的时刻凋落，如同仪式性意味的诞生和死亡，肉体的消灭意味着精神的升华和永恒……大概这么个意思。其实，因受中华文化熏染，日本最古老的诗歌总集《万叶集》中，所提到的“花”差不多均系梅花，而专有名词“花見”，原意是梅花盛开时公卿的赏梅活动。

梅生傲骨，高冷清正，素来为中国的贵族与士大夫所欣赏。但一方水土一方人，侬爱清正，伊在隔壁走“偏门”。樱吹雪是“物哀”，被中国禅宗意蕴与水墨画启发灵感的枯山水指向“侘寂”。只用白砂和石头，也能塑造出一种玄之又玄的哲学么？日本觉得可以。“于无池无遣水处立石”，枯山水实际上是“死物”，不过，松尾芭蕉俳句亦云“寺庭幽静深，渗入岩石是蝉鸣”。“死物”里有“简陋安静中融入质朴”“寂寞感、时间易逝和万物无常”，深深触动了日本人的心弦，却绝非中国人的普遍价值观与审美理念——我们还是要光华灿烂，逸气飘然。

“侘寂”像角落里长了青苔的石砖，像缺了口的杯子里残留的茶渍。好了，“茶”字一出来，相信读者朋友肯定会想到宇治抹茶、和果子。抹茶也是起源于隋唐时期，陆羽的《茶经》记载了做法：将春茶嫩叶用蒸汽杀青后，做成饼茶保存，食用前放在火上再次烘焙干燥，用天然石磨碾磨成粉末。就茶道的规矩、饮茶的礼仪及氛围，陆羽同样制定了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准则，垂范东亚诸国：越州青瓷如玉似冰，衬托茶色；茶有真香，添加姜、盐、枣、橘皮、薄荷等，不啻“沟渠弃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宜捡取“乳泉，石池漫流者上”，不要涌流的瀑布的水，也不要山谷里浸满不泻的水，强调“活水”的概念。至于适合在品茗时配套享用的和果子，原型是传入日本的中国点心唐果子——顺带补充，辣椒到了日本叫唐辛子；明明不是大唐之物，怎么也“唐分”恁高？原来，日文里的“唐”近乎中文里的“洋”，泛指外国的东西。

“从中国输入的文物中，影响至深者首推围棋。”安藤如意在《坐隐谈丛》（1910）中如是表示。川端康成则认为：“据说，在中国人们把围棋看成是仙心的游戏，充满了天地之元气，三百六十一路包含着天地自然和人生哲理。然而，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日本的精神，超过了模仿。”盛传唐宣宗时日本国王子入唐，唐皇命第一高手顾师言与之对局，“至第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使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子，则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后问顾是中国第几手，国人谎称第三，王子愿见第一，对曰：“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得二方得见第一。”王子慨叹，“小国之一，不如大国第三。”此后千百年间，日本的“棋道”繁荣发达，确现后来居上之势。1933年，来自棋道“旧邦”的少年吴清源于高手云集的“日本围棋选手权战”中夺魁，获权执黑与秀哉名人（最后一位终身名人）对局。川端康成说吴清源“手指修长，脖颈白皙……从未有人给我留下这样鲜明的天才形象”。

天才么，中国不缺，历朝历代随便检点一番，总能找出不少。去年NHK出品的大河剧《致光之君》里，女主紫式部的偶像就是一个唐朝天才——大魔王（“诗魔”“诗王”）白居易老师。紫式部之巨著《源氏物语》动辄引用老白的诗句与大唐的典故，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平安朝女房清少纳言，也在著作《枕草子》里靠白老师为自己和自己侍奉的藤原定子“加戏”：“中宫说道‘香炉峰的雪怎么样呵’，我就叫人把格子架上，〔站了起来〕将御帘高高卷起，中宫看见笑了。”《白氏文集》卷十六有首被收入《和汉朗咏集》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清少纳言对原诗活学活用，得意之余，终成就一段佳话。

白老师还在《妖猫传》中还了魂，可惜这部电影的魑魅魍魉缺了股令人脸红心跳的魅力。年轻一辈的中国观众从小接触到海量日本ACG文化，知道“阴阳师”“酒吞童子”“河童”之类的名词，但鸟山石燕《百鬼夜行》、葛饰北斋《北斋漫画》、小泉八云《怪谈》、京极夏彦《百怪图谱》、水木茂《妖怪大全》里一长串东瀛山精水怪的“本体”，实则七成由中国输出。唐代以降，《三才图会》《山海经》《淮南子》《酉阳杂俎》等古籍流传到日本，其中很多“赤佬”主题的精彩图文，促成了日本妖怪的集束式爆发。据考证，人面蛇身的濡女，脱胎于女娲的形象；被主人弃置后怨念满满的付丧神，受了道家“物老则怪”思想的影响……

从制度、文化、思想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日本曾经处处“小中华”的影子，也待大唐帝国爱恨交加。大唐啊大唐，历史的光影折射中，你远去的背影像《平家物语》开篇的一语双关，“宛如春夜梦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