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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王晓鹰在池州文工团的武生造型。

上图：中戏“导七九”全班同学毕业合影。

上图：2023年王晓鹰做客央视《我的艺术清单》。

下图：2023年第五届棱镜mini戏剧节上，王晓鹰与百老汇中国CEO程韦然。

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精力去排戏，有更多的创作机会。无论是外国经典作品，或者像《苍穹》《哥本哈根》《红色》这样的新经典作品，还有我们原创的历史故事或现代故事作品，都能够让我去达到我的导演美学追求，也就是灵魂拷问、诗化意象和实验探索。

记者｜金姬

2月22日晚，当英国新生代剧作家代表露西·柯克伍德(Lucy Kirkwood)编剧的话剧《苍穹》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剧院首演完毕的时候，导演王晓鹰和台上的演员们一起谢幕。全场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很久，很多观众就是冲着王晓鹰来看戏的。

众所周知，中国电影界素有“第五代导演”一说，指的是1978年入学、1982年以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系。如果将这一概念拓展到话剧领域，就不得不提同一时期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王晓鹰。

从中戏著名的“导79班”毕业，王晓鹰也是我国第一个获得导演学博士学位的导演。40多年来，王晓鹰执导的话剧以其独特的风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话剧爱好者。而他的导演题材也涵盖了歌剧、黄梅戏、越剧、舞剧、京剧、昆剧、音乐剧等多种剧目。

如今，已经从中国国家话剧院常务副院长的位子上退下来的王晓鹰，有更多的时间去全国各地导演自己喜欢的戏，上海是他喜欢的城市之一。近几年他几乎每年都会到上海导戏，从去年的《千里江山图》到今年的《苍穹》，每一部都堪称现象级作品。

在《苍穹》首演前的一个排练日，68岁的王晓鹰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面对这本从2003年就开始报道他的杂志，晓鹰导演如同和老朋友叙旧一般。在他看来，可以用三个词组来概括自己的导演风格，那就是——灵魂拷问、诗化意象和实验探索。

和上海的戏剧缘分

《新民周刊》：很多观众对于英国话剧《苍穹》这部2020年首演于英国国家剧院的作品相对陌生。据悉，这部戏描写的是1759年英国萨福克郡，当整个国家都在等待哈雷彗星的到来时，一名年轻女子萨莉正在面临一桩谋杀案的指控，她却声称自己已怀孕。为此，12名农妇组成陪审团来决定她的命运……

您为何今年初会选择到上海来执导这部戏呢？

王晓鹰：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执导了不少英国戏剧，如《哥本哈根》《红色》等。当然，如果说是外国戏剧就更多了，比如法国的《浴血美人》、美国的《萨勒姆的女巫》和俄罗斯的《普拉东诺夫》等。

《苍穹》这部戏首演后在国际戏剧界很有知名度，我也看了这部戏的概况和剧本，觉得这是一部很特别的戏。在我看来，这是一部以历史反观当代、以女性代指人类、以荒诞描写真实、以嬉闹表现悲伤的戏。这部戏看似荒诞，本质却描述了人的焦虑、悲哀和忧伤，这样的戏非常打动我。我想排这个戏好几年了，正好这一次有机会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也算了此心愿吧。

《新民周刊》：去年您在上海执导的话剧《千里江山图》也是大获成功。您在上海执导过哪些戏？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

王晓鹰：我在上海执导的戏有六七部，最早可能要追溯到赵耀民编剧、在上海青年话剧团排的《本世纪最后的梦想》，还有后来的《爱情泡泡》。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成立后，我在上海排的戏基本上都是在上话这边了，如《1977》和《大清相国》。尤其是《1977》，我当年也参加了高考，所以我把自己生活的很多感受和经历搁在这部戏里了。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的感触很深。虽然我主要在北京工作，但我在北京排的戏，也会到上海来演出。这里不仅有国际演出，还有大量的国际合作的戏剧创作，包括戏剧学院里国际大师的讲课，以及我更看重的剧团里的国际合作。我很欣赏上海戏剧界的这种国际化。

从文工团演员到中国第一个博士导演

《新民周刊》：您在成为导演前的经历十分丰富——1957年生于北京，在安徽长大，曾在安徽池州地区文工团当演员。那么，您当初为何会选择放弃安徽工学院机械系的录取而在一年后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这和您当庐剧演员及剧作家的父亲是否有关？

王晓鹰：虽然我父母都是戏剧界，但是再往上就没人吃这碗饭了，所以我不算生于“戏剧世家”。

合肥古称庐州，所以安徽地方戏就叫“庐剧”。我的父亲是一名庐剧演员，后来改去写剧本了。我在北京出生，小时候一直住在北京的外婆家，并不在父母身边。

在我的记忆里，对于戏剧的最早印象是5岁时回安徽的一段经历。当时我看到家里挂着梅兰芳《贵妃醉酒》的彩色剧照，就问父亲“这是谁”，父亲说“这是一个演员”。然后我就说：“演员（眼圆）？是不是就是眼睛很圆的人？”这段对话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算是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

后来我去看父亲唱戏，在后台根本没认出一身装扮贴着胡子的他。父亲当着我的面把胡子一摘，做出一个逗孩子的表情，在我心里面第一次建立起“一个现实的人”和“一个角色的人”之间的一种转换。

等到了上学的年纪，我就从北京回到合肥生活了。当时老看父亲演戏，天天看他排练，看其他演员练功。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想要做这行，父母也没有打算一定要让我做这一行，但那就是在你血液里面流的东西。

我小时候嗓子也好，经常参加文艺演出。我当时在合肥是少见的普通话标准的孩子，因为来自北京，所以朗诵和报幕也都是我。

高中毕业以后，我就去了安徽皖南山区的池州文工团，跳舞、唱歌、演戏、唱黄梅戏、说相声……什么都演。我父母当年也是文工团出身，所以他们给我的叮嘱是：有戏可演的时候，不管角色大小，都要认真演戏；如果没有演戏的机会，周边的工作能做尽量做，一专多能，什么都要会干才行。

刚工作那几年，我们文工团每年春天和冬天各一次要到深山老林的最深处去演出，扁担一头挑着演出的道具，一头挑着生活用品，为那里的人送去快乐。我记得大雪纷飞的第二天，当地人就在路口欢送我们，还说“你们明年再来吧”。当时我感觉在文工团待一辈子都没问题。

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正好20岁。我中学时的理科成绩非常好，所以就报考了。当年是冬天报名春天入学。因为太仓促，我又有演出，没有好好准备，第一年的高考成绩虽然过了录取线，但填的志愿是自动化和无线电之类分数线很高的专业，所以没被录取。

1978年我又第二次参加高考，考上了安徽工学院机械专业。录取通知书拿到手上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一件事，就是如果去上大学学理工科，就跟戏剧分道扬镳了。而我当时正在参加话剧《雷雨》的排练，我饰演周冲。大家一起排练创作的氛围，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我考虑了整整十天，感觉还是喜欢戏剧，所以就放弃了去上理工科大学的机会。

到了1979年，正好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本科恢复招生，我第三次高考就考上了。我是中戏“导79”班年纪最小的学生，198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导演。

《新民周刊》：1988年，31岁的您有机会去德国三个月，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德国经典话剧的营养。回到中国，您排的第一部戏《浴血美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您不再追求轻巧的形式探索，而是吸取了德国话剧的精髓，在舞台的形象、视觉和听觉上，都给人以很强的冲击力，而这些形式探索的背后，是深刻的思想内涵。

您能具体谈谈德国这三个月的经历对您的影响吗？

王晓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受到了解放思想潮流的冲击，又吸收了当时蜂拥而入的各种西方文学流派，再加上年轻，个性比较张扬，因此致力于执导实验话剧。

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去德国三个月，我去了柏林、汉堡和不来梅这几座城市，每天都泡在剧院里，白天看排练，晚上看演出，一边看，一边拿个小手电照着做笔记。最后10天里，我还每天穿越柏林墙，到东德去看戏。东德的边境警察都对我起了疑心，这个就很有意思。

有意思的是，我在国内其实导的都是最先锋的戏，比如《挂在墙上的老B》就没了剧场的概念，观众从一个单纯的观看者变为参与者。而《魔方》则在探索路上走得更远，完全抛弃了情节、人物这些要素。

但我去德国那三个月主要是在主流戏剧圈，看的全是德国第一流剧院的戏和排练。虽然我不懂德语、只会英语，但是当时他们排的都是经典剧目，我都知道剧情，所以都看得懂。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进入德国的实验性戏剧圈子，因为主流戏剧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非常有冲击力了。

德国主流戏剧三个月的熏陶，给我奠定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艺术品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形象冲击，这也影响了我后来回国的排戏风格。

《新民周刊》：您不仅在戏剧导演方面很有先锋性，还在中央戏剧学院徐晓钟教授指导下成为我国导演专业的第一个博士。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

王晓鹰：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研究生教育还没有导演的博士点，无论是电影电视还是戏剧导演。大概是1990年，徐晓钟老师第一个开设了导演的博士点。

我在念本科的时候就接受过徐老师的教导。我们班是学制五年，三年级下学期徐晓钟开始给我们排易卜生的名著《培尔·金特》，前前后后有9个月的时间，其实排练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主要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进行教学，从而把他对于戏剧艺术和导演创作的整体思考一点一点通过一个戏的完整创作过程渗透到我们的创作意识里面去。所以说，晓钟老师对我们这一代导演的影响非常大。

晓钟老师希望带的博士既能有导演戏剧的实践，又擅长理论研究。其实这样的人当时很少，他看过我导的戏和写的东西，所以托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念他的博士，我当然说愿意了。1991年，我成为了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1995年拿到了导演专业博士学位。

导演需要“狗胆包天”的想法

《新民周刊》：如果用三个词组来描述您的导演风格，您认为是什么？为什么？

王晓鹰：我做话剧导演一直在做三件事，灵魂拷问、诗化意象和实验探索。

比如我导演的《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死亡与少女》《失明的城市》和《深度灼伤》等，都是灵魂拷问系列，是我在经典戏剧基础上，做的更深的人性挖掘。戏剧能给我们带来灵魂拷问，想一些平时想不到的问题，当你看完戏之后体会观剧的快乐是深刻的。

我在讨论戏剧创作的时候，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叫“诗化意象”，创作题材无论是外国经典、历史故事还是现实生活，均是如此。诗化意象的要义是用一种适当的形式来挖掘和表达相应的戏剧内涵，不管是内涵立意的挖掘，还是对人物情感的理解，尽量不要止于“就事论事”。

实验探索，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我身上有很强的实验精神。

《新民周刊》：谈到实验探索，您在读博期间，排演了中国惟一一版删去鲁大海的《雷雨》，被您的博士生导师徐晓钟戏称为“狗胆包天”的想法。据说当时曹禺先生也来看了这一版《雷雨》，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王晓鹰：《雷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当年就是排练《雷雨》演周冲的时候，放弃了去理科大学的机会，坚定了走戏剧之路。

1993年，我攻读导演学博士的第三年，适逢《雷雨》问世60周年。当时我在故纸堆里找到了早期的《雷雨》版本，发现和后来的经典版本有所不同，就想要排一个新版《雷雨》。但是如果完整排出来，时长太长，我就想把鲁大海这个角色删了，因为这个角色和其他人物的联系并没有那么强，砍了也不太影响剧情。

我把这个想法和导师徐晓钟老师说了，他在认真思考三天后，觉得也许可以，但是还是要征求一下曹禺先生的意见。于是，我就跟着晓钟老师到了北京医院拜见曹禺先生。他当时有点儿耳背，是女儿万方帮我们在他耳边传话。我当时铺陈了半天，想不到万方就传了一句话：“他要把鲁大海删了。”

面对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后辈的胆大妄为，曹禺先生给予了宽厚的理解和热情的支持，给我谈了许多对《雷雨》人物的生动解释乃至对戏剧艺术的精辟论说。曹禺先生生前最后一次走进剧场，就是到青艺剧场观看我的那出“没有鲁大海的《雷雨》”。他走出剧场后对我说：“你让一出很旧很旧的《雷雨》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那天是1993年4月18日，而《雷雨》中鲁侍萍的生日就是四月十八，这也许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

在不同领域导戏，普及戏剧乐此不疲

《新民周刊》：除了话剧，您还执导过歌剧、黄梅戏、越剧、舞剧、京剧、昆剧和音乐剧等。您导演的作品范围为什么会那么广？

王晓鹰：我算了一下，除了杂技剧没有接触过，基本上现有的剧种我都导演过。这可能和我是文工团出身有关。在过去，文工团员是万金油，什么都得会，戏剧中的各个工种也都接触过。而各个剧种都是相通的，至少在技术上没有隔阂。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排演话剧。

《新民周刊》：您在2019年62岁生日那天创立了“鹰剧坊”，这是一个怎样的机构？当时您对于“鹰剧坊”有什么样的计划？6年来，“鹰剧坊”的发展情况如何？

王晓鹰：我2017年60岁从中国国家话剧院退休的。在退休前，我是国家话剧院的常务副院长。退休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正好北京有一个文化园区要发展戏剧，他们就请我去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以民营戏剧文化机构的方式去传播和推广戏剧。

“新平台、新实验、新经典”，是我对“鹰剧坊”的定位。

“鹰剧坊”成立后，除了上演我的代表作，还主办了以青年人创作为主的“棱镜”MINI戏剧节和青年戏剧人沙龙。“棱镜”MINI戏剧节的名字是我起的，因为一束白光投射到棱镜后就能被分成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而我们的年轻戏剧人可能做的戏有些生涩，但他的戏可能反映了生活的一个侧面，这就够了。毕竟戏剧是生活的镜像，棱镜是镜像的集合，象征着多面的生活与丰富的戏剧种类。

“棱镜”MINI戏剧节已经办了六届了，主要是扶持初出茅庐的年轻戏剧人。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出了第七届“棱镜”MINI戏剧节的招募令，今年计划在端午节假期举办。

《新民周刊》：除了在上海导演话剧《苍穹》和端午节去北京“鹰剧坊”参加“棱镜”MINI戏剧节，您今年还有什么计划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王晓鹰：今年6月我还要来上话复排《大清相国》。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精力去排戏，有更多的创作机会。无论是外国经典作品，或者像《苍穹》《哥本哈根》《红色》这样的新经典作品，还有我们原创的历史故事或现代故事作品，都能够让我去达到我的导演美学追求，也就是灵魂拷问、诗化意象和实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