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未管所内一名未成年犯正在练习素描。

有时候父母的反应会对孩子造成强烈的二次伤害。

未成年犯罪错原因主要有三——原生家庭的缺位、网络的负面影响，以及家长对性侵事件的错误认知。

记者｜吴雪

高墙内的铁门，“哐嘡”一声重重地关上了。

两名狱警做完交接，向一栋宿舍楼走去。不远处，一群未成年犯正在上课，铁丝网阴影映射在白色墙壁上。这里是某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以下简称“未管所”），监狱里关押着满14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犯。15岁犯罪的梅朵，正是其中之一。

国内某未管所四监区民警俞警官第一次见梅朵时，根本无法将她和想象中丧心病狂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她生着一双丹凤眼，皮肤白皙，一脸稚嫩。谈话是在一个封闭空间进行的，梅朵从一开始对案情的扭捏紧张，到讲述酒吧生活的眉飞色舞，再到谈及亲人时的痛楚，俞警官的心也随之起伏。

“我多想穿越回她的13岁，掐灭她手中的烟，打翻她的酒杯，伸手拉她一把，可惜没有如果……此刻我只想给她一个拥抱。”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里，俞警官看见梅朵的单亲家庭十分特殊，有着重男轻女的思想牢笼、留守儿童的孤独时刻，还有不良朋辈的间接影响。

在未管所，类似梅朵这样的未成年犯还有很多。在本该青春的年龄，他们因何走上犯罪之路，锒铛入狱？《新民周刊》采访了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玉霞，她负责的案件中，不仅有未成年罪犯，还有未成年被害人。

张玉霞告诉《新民周刊》，未成年犯罪错原因主要有三——原生家庭的缺位、网络的负面影响，以及家长对性侵事件的错误认知。其中，最关键的是原生家庭监护人缺失或失职，直接或间接导致孩子无人关爱，进而出现一些不良行为后，再慢慢演变为违法犯罪。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一直非常重视孩子的早期抚养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她发现，很多犯罪心理问题都源于人的早期，即6岁之前，最晚可以推至12岁。未成年人之所以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要归咎于家长与学校法治教育的缺失。

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

国内某未管所一管区副管区长杨警官发现，相较于成年罪犯的狱内管理，未成年人罪犯的管理有其特殊性，这个群体在情绪上往往存在盲目性和冲动性。比方说，两个人可能因为遥控器看哪个频道或者一句玩笑就争执起来，甚至大打出手，但没过五分钟两个人又和好了。

也正因为这种冲动行为的普遍性，在未成年人罪犯的管理上，杨警官的心永远是悬紧和紧绷着的。

张玉霞对此感受也很深刻，她曾经接触过一个未成年罪犯费费，在大家眼中，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孩子，很守规矩，从不骂人。很难想象，他会因一时口角争执，愤怒砍杀他人。

费费从小不爱读书，幼年时期，父母外出赚钱，将他托付给姨妈管教，但姨妈并不怎么管他。在学校里，费费经常被同学欺负，没有人为他主张权利，甚至一日三餐都要靠自己解决。高中没上完，他就辍学了。

悲剧的起因只是一件小事。费费在打工的地方和同事因物品分配问题发生争执，对方冲着他破口大骂。费费瞬间怒火中烧，抄起一把刀，对着同事一阵乱砍，直到对方倒在血泊中。

正常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分为五级，那么对方骂人，应该是先骂回去，然后逐渐发展到动手，最后才会使用到一些器具。但费费的情绪明显是跳级的。在看守所里，张玉霞会见费费时，他又变回了那个老实巴交的孩子。

张玉霞问：“当时你怎么想的？记不记得砍了对方几刀？朝哪些地方砍的？”费费低着头默不作声，他完全记不得现场的情况。张玉霞说，这样的孩子，愤怒的阈值特别低，情绪控制力很差。正常情况下，他是一个听话勤快的孩子，但当他遇到不平等对待，情绪就会“决堤”。

从心理角度分析，在家庭环境中，费费显然不是生活在那种“只要受欺负，就会有人保护”的环境里。

父母对孩子的关注程度，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行为模式。家家是一名高中生，五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再婚，法院将他判给了父亲。

十几年前，父亲带他到西南一座城市安家，做点小生意糊口。因为早出晚归，父亲对家家疏于照顾。高二那年，家家开始早恋，父亲并未察觉，直到两人分手后，父亲被老师叫到了学校，才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真实情况。家家很叛逆，拒绝沟通，几番言语撕扯后，他突然跑出门外，拿刀刺伤了父亲和老师。

监狱民警对家家做过心理量表及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其暴力性、偏执性都是中度，没有高度。在对他进行个别教育时，也感到他的性格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偏执，只是说一时冲动脑热。家家说，进入监狱后，他常常给父亲写信，在信中说的话，远比过去三四年说得都多。

在民警看来，父亲对家家的关注仅限于物质层面。从小到大，在缺爱的环境里长大，导致挤压的情绪一直没有得到释放。在恋爱过程中，家家又把情感寄托在女孩身上，当女孩提出分手，对家家的心理是巨大的伤害，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稻草。

“二进宫”的花季少女

由于职业的属性，张玉霞常常和当事人父母取得联系。他们的共性，多数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有的父母离异后，不在一个城市打工，双方从未探视过孩子，孩子也未见过父母。有的父母则表示，家里有农活要干，没空管。在他们心里，并不认为孩子犯罪是一件很紧要的事情。还有的坦言，即便来了也无济于事，孩子大了，他们管不住，就交给国家管。

张玉霞认为，如果孩子生活在一个非常完整的家庭，未成年犯罪的情况会显著降低。这个“完整”，不只是形式完整，而是成员不缺位，即便是单亲家庭，孩子在经历叛逆期时，有人正确引导、经常关注，就不会走上“歪路”。反之亦然。李玫瑾曾说过，完善的家庭结构并不等同于完善的家庭教育。

“报告警官……”当剪着齐刘海的贝贝，再次出现在未管所服刑人员名单里时，俞警官感到很惊讶。2016年因抢劫、敲诈勒索被判刑，2019年释放，重获自由不到2个月，她又被警方抓获，因敲诈勒索再次获刑……当时的贝贝还不满21岁，竟然已经“二进宫”了。

1999年10月，贝贝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是家中第一个孩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学习上不惜花重金送她读私立学校，还专门在学校门口租了房子全职陪读。可到了初中，父母物质上的给予无法填补精神上的匮乏，贝贝迷上了上网，常常逃课去网吧。

几次逃课后，学校对贝贝进行了停课处理，母亲知道后火冒三丈，将贝贝一通臭骂，并让她写下保证书。但事与愿违，贝贝不但没有悔改，而且决定今后不再读书了。贝贝瞒着父母离家出走，跟着堂哥到大城市谋生，她想看看堂哥口中的“不读书也能赚大钱”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

很快，贝贝发现堂哥的“生意”并不简单，堂哥会给客人打电话，索要介绍费、管理费等，涉嫌敲诈勒索。拿着月收入7万元的薪水，贝贝尝到了甜头，直到警察上门将他们抓获。

俞警官分析，贝贝出生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但父母的重点在于赚钱，并不知如何培养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尽管贝贝在狱内表现良好，重返社会后，原生家庭依然没有足够重视。贝贝再次被周围环境带偏，走上犯罪道路。

张玉霞接触的另一个未成年罪犯——16岁的欢欢，同样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小康之家。不同的是，欢欢是一名聋哑人，他偷东西并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维持友谊。

一直以来，父母对欢欢很好，妹妹出生后，也没有丝毫偏袒妹妹忽略他。但心思细腻的欢欢不这么认为，他发现父母对妹妹有很高的要求，对自己很包容，好像只要他活着就好，开心就好，并不指望他出人头地。这让欢欢觉得自己“很废”“很没用”。

这天，欢欢没有和父母打招呼，赌气离家出走了。找工作的过程，他也被差别对待。老板认为雇佣他后，还要多一个人来看着他，是个累赘。万一他伤到人、做错事，还要老板收拾残局，很麻烦。直到在公交车上遇到了聋哑人偷盗团伙，欢欢第一次感受到了平等。

“他心里是有认知的，盗窃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他不会拒绝。因为大家叫他来帮忙，而不是用有色眼镜来看他，这对他来说很重要，也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张玉霞说。

从未见过世界的孩子

此前，山西大同的小学生性欺凌案中，一小学四年级学生遭到同班同学长达一年半的性霸凌甚至被侵犯，引起舆论哗然。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未成年人性犯罪的增长速度、情节严重程度都超出了成年人的想象。

张玉霞告诉《新民周刊》，中国父母表达上较为含蓄，未成年人在性教育方面认知缺失，加上接触不良媒体、影视剧的影响，青春期的懵懂，会让他们身体上有一种性冲动，进而发生性行为，逐步走向犯罪道路。

梅朵出生在贵州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在她出生之前，父母已经生育了两个男孩，印象里母亲很少叫她的名字，而是用“多余的”代替。记得有一次，二哥过生日，母亲破例来接他们放学。由于那天梅朵班级晚放了几分钟，她只接了哥哥便走了。

当梅朵自己坐公交车回去时，正好遇到了母亲载着哥哥，哥哥手里拎着蛋糕，一脸笑容。梅朵也好想有自己的生日蛋糕，可惜没有。

慢慢地，长大了的梅朵厌倦起母亲的唠叨和辱骂。她开始很少回家，夜不归宿，甚至学会了抽烟喝酒，还文了身，交了个所谓的男朋友。

但“好景”不长，很快两人就分手了。而后的几个月，梅朵一直没有来例假。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了，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几个月后，梅朵在小区楼下的公共卫生间诞下一个女婴，面对这样一个突然降临的生命，梅朵的大脑一片空白，她选择遗弃自己的孩子。

事发后，警察找到梅朵，发现她的法律意识淡薄，父母也未进行正确引导。梅朵还特意提到，自己在遇到事情后，不敢跟母亲说，因为母亲会骂她。

张玉霞表示，这在众多性侵案件中很常见，羞耻感往往令被害者父母主动掩盖部分真相，这使得性侵者反而越发有恃无恐。比如，一部分被害人父母因为羞耻心作祟，不会勇敢主张权益，反倒害怕对方来索赔；另一部分父母则要求更改性侵案件的罪名，比如强奸变成抢劫、猥亵之类。

张玉霞接触的案件中，伤害最大的性侵被害人有三类——亲生父亲对女儿的性侵，继父对继女的性侵，还有母亲男朋友对孩子的性侵。

这类案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绝大多数母亲帮助的不是孩子，而是自己的配偶或男朋友，这种行为又会对孩子造成强烈的二次伤害。她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如果主张这个爸爸为强奸犯，会影响到孩子后续工作、生活、名誉等一系列问题。

而当孩子遭遇性侵，哪怕只是猥亵，母亲的应激反应会非常大，她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斥责自己的孩子：“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肮脏，多丢人。”“不是告诉你，不要跟陌生人走。”

张玉霞说之前有一个被性侵的十岁小女孩，在母亲斥责她之后，出现了梦游的心理状态，常常半夜，突然起床走到卫生间坐在马桶上。

许多性侵案件当时看不出对孩子的伤害，实际上，这种创伤具有滞后性，即便长大也不会遗忘这件事，当有类似事情的苗头或者相似动作出现时，那个画面便会再次浮现。

网络伸出恶魔之手

张玉霞认为，现在的网络信息量巨大且难以分级，也是未成年罪错少年增加的原因之一。

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他面临的世界海量信息和成年人一样。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作出筛选区分，成年人也未作出明确分级，加上他们的好奇心，促使她们了解未知的东西，而了解之后，其认知能力和年龄，又不足以消化和正确对待，结果就很难掌控。

以性犯罪案件为例，其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可能只有5%—10%，但从张玉霞接手的个案来看，它基数虽小，增长速度却很快，而且类型越来越多样——比如新出现的网络性侵、组织卖淫的案件。

有观点指出，未成年人性犯罪增长的背后，是网络色情文化的渗透。孩子们拿起手机，很容易就接触到泛性相关的内容、短视频、弹窗广告。并且一旦接触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开始主动探索，加入相应的圈子，接着就是大量的信息轰炸，过度唤起欲望。

这些亚文化圈子的影响已经深入到青少年群体中——有的孩子沉迷“约炮”文化，女孩流行“有偿援交”，男孩认为自己“有性瘾”。有一个女孩才13岁，甚至跟张玉霞坦白她有性虐待倾向。

李星是一个小男孩，今年12岁，通过社交软件遇到一个“很喜欢”他的叔叔。

警察问他：“为什么会使用那个社交软件？”李星回答：“同学们都在用，他很好奇里面都有哪些人。”警察又问：“你喜欢男孩子吗？”李星回答：“我不知道，五年级时，我喜欢过一个女同学。”其实李星对性取向并没有概念，他只是被软件里的成年人误导了。

最可怕的是，在李星眼里，这个叔叔“三观很正”——他从来不“约炮”，都先培养感情。做笔录时，李星爸爸在一旁听到觉得很扯。

“未成年人在成年人面前完全是‘鱼肉’，别人可以PUA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人，谁会听他的鬼话。”张玉霞说，正是这些网络上对两性交往描述的扭曲，导致他们产生错误认知，比如：女孩嘴上说不，其实是愿意；既然女孩都答应出来喝酒，就是愿意发生关系。

这些性犯罪的发现，大多还是靠家长对孩子的关注。一方面，观察孩子情绪上是否有羞耻、恐惧和后续的倾向；另一方面观察孩子日常消费，是否突然莫名多了很多钱，添置了新物品，那就需要警惕了。

当然，一些家长认为自己不知该如何给孩子正确的法治教育，李玫瑾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教育，就是直接告诉孩子：“你们可以淘气，但绝不可偷盗与杀人！”（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