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北上》书写千年大运河传奇

上图：砥砺四年，徐则臣创作了长篇小说《北上》。

右图：电视剧《北上》海报。

上图：写作是生命里的主题。

上图：电视剧《北上》剧照。

下图：徐则臣生活照。摄影/张英

徐则臣从小在河边长大，他的文学生涯与大运河有关。在他眼里，大运河勾连了历史、现在和未来，它“瞻前顾后”，也“承前启后”。当一行人沿着一条河向着未来走，“这本身当然是一种冒险、一种探究，同时也是一种寻找”。

特约记者｜张英

徐则臣，著名作家，现为《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14年度十大中文小说”，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2019年，以长篇小说《北上》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3月3日，根据徐则臣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正式播出，并在爱奇艺同步全网独播。

电视剧《北上》以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到分离重聚的人生轨迹为脉络，以大运河文化及时代更迭为背景，描述了个人成长、时代奋斗与邻里人情的故事，旨在展现运河的百年历史变迁以及三代人对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徐则臣坦言：“希望观众在《北上》电视剧中体验到流淌在教科书里、流淌在中国大地上的那条河流，如何也真实、鲜活地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

2019年，徐则臣以长篇小说《北上》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茅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为写好途经家乡大运河的千年历史传奇，徐则臣砥砺四年、潜心创作而成了这部长篇代表作。小说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讲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词称：“在《北上》中，徐则臣以杰出的叙事技艺描绘了关于大运河的《清明上河图》……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围绕大运河这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徐则臣从小在河边长大，他的文学生涯与大运河有关。无论是早期的“花街系列”，还是2015年为徐则臣摘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的长篇《耶路撒冷》，字里行间都隐伏着大运河水汽氤氲、明亮浩瀚的身影。

在《北上》中，徐则臣书写了千年大运河的历史传奇。“大运河是通向未来的一条河流，通向远方的一条河流。它意味着无限的可能。从吴王夫差开凿运河算起，大运河已经流淌了2500年。这2500年里沉淀了很多故事。”

在他眼里，大运河勾连了历史、现在和未来，它“瞻前顾后”，也“承前启后”。当一行人沿着一条河向着未来走，“这本身当然是一种冒险、一种探究，同时也是一种寻找”。

小说《北上》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先后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重要荣誉；达成阿拉伯文、马来文、哈萨克斯坦文、意大利文、白俄罗斯文、拉脱维亚文、塞尔维亚文、波斯文、土耳其文、泰文等10余个语种版权合作。

在电视剧以外，《北上》曾经先后改编为音乐剧、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广受好评。各个主创团队围绕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了许多创意火花，这是小说故事在当代艺术和日常生活中的一次渗透与延伸。

“一部文学作品，它可以，也需要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传播开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它之前所没有的内涵和价值。”徐则臣说。

大运河边的少年

1978年，徐则臣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青湖镇尚庄村。“村子离黄海大概100里。我老家还是挺有特点的，产质量极好的水晶，现在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水晶矿石交易市场。温泉也很好，天然的，水温高，矿物质含量丰富，做好了，会是一个康养的胜地。”

徐则臣父亲是村里医务室里的医生，原来在小学教书。家里的10亩田地，主要靠母亲一个人在地里操劳，每次丰收季节，丰收的粮食全靠牛车拉。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放牛、种地。

在农村度过了他的儿童和少年时期，高中阶段，徐则臣离开老家，去了四十里外的县城念书。县城很大，为了防止迷路，他把每条路都记得清清楚楚。印象如此深刻，以致后来到了更大的城市，总是转向，总觉得人家南北主干道方向不对，应该是东西路，只因县城最重要的一条路是东西走向的。

高二的时候，他开始写第一篇小说，到了高三开始写诗。“往前数十来年，一个乡村少年的出路大抵上只有两条：念好书；当兵。整个初中阶段我都这样规划自己的未来，念好书将来考个学校端上铁饭碗。我真正想当作家，是在大一暑假，突然觉得作家是个神奇的职业，写作对我的诱惑很大。”

高考填写志愿的时候，徐则臣的第一志愿填写了法律系。暑假没事的时候，他看了一部电视剧，剧中的律师沉着稳定，能言善辩，特别酷。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电视上看到1993年央视直播的狮城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夺冠，蒋昌建、季翔、严嘉等人，一个个口才都特别好，在学生中的影响力都非常大。

1996年的高考结果出来，徐则臣考入了淮阴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一、大二在淮阴师范学院就读。“刚进大学，我因为神经衰弱，很孤僻，过得很不开心。后来找到了一条路：写作。暑假里，有个和我关系挺好的朋友住我隔壁楼，假期里勤工俭学。我作了写作的决定后想找他分享，那天他不在，过几天就听说他在学校门口被人活活打死了。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刚决定把文学作为职业，一下子觉得人生无常。当年的同学回忆说，当时都不敢和我说话，因为我整天板着个脸，可能一天都不说一句话，整天看书写字。”

大二的时候，徐则臣争取到了一个机会，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插班生，作为学校培养的青年老师，徐则臣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完了大三、大四课程。毕业后，徐则臣回到了淮阴师范学院当教师。在淮阴师范学院教了两年写作课和美学课以后，徐则臣有些厌倦了，每学期重复、单调的授课，另外一个是精神上的孤独感，找不到分享文学、在写作上交流的朋友。他决心重新回到校园读书，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的研究生。“北大对我的影响很大，一是我的导师曹文轩先生，他对我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终生；另一个就是北大的学术环境，让我有了一个比较扎实的文学史背景，在北大接受的系统的思维和学术训练，对我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北京的漂流与写作

从东海到淮安、南京，徐则臣最后落脚北京。

徐则臣还记着，他第一次来北京，参加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面试，没想到赶上了一场沙尘暴。他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大街上女人们都裹着纱巾，眼睛都不露出来，男人往往戴着不同颜色口罩。看着满眼裹着纱巾的脑袋，还有一张张戴着口罩却模糊的脸，他觉得很魔幻，像是看一部科幻电影。

北京也有好的一面：徐则臣在《王城如海》里借用主人公写过自己的感受：“多年后余松坡在北京念大学，慢慢总结出他们村流行事物的周期：一首歌在首都流行一个月以后到他们省城；省城流行两个月后到他们的地级市；地级市唱完了三个月，才可能到他们县城；县城唱过四个月，镇上的年轻人开始唱了；等到他们村的姑娘小伙子把这首歌挂到嘴上，又得半年以后了。没道理可讲。即使在广播里他们村和首都人民同时听到一首歌，但要真正成为他们村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一，至少滞后一年半以上。歌曲流行的速度已经是最快的了，设若服装，从县城流行至他们村，滞后五年都不止。”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徐则臣先开始在未名湖畔的镜春园租房居住，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房租一个月800块钱。房子是违建砖垒的，顶上的是石棉瓦，没法隔热或保暖。平房生活不方便，厕所是室外的，也没有洗浴间。那会儿的徐则臣，经常骑着自行车，从北大出发，四处游走。上班则是坐公交车，穿越中关村再转北三环，去农展馆桥边的《人民文学》上班。当他开始在全国文学杂志不断发表小说，有了稿费收入、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时候，他从平房搬到了楼房，在北大西门外的芙蓉里和朋友合租，在老旧的小区里居住，每天爬楼。

“当时合租的两居室，对方是一对情侣，房租之外，水电费等平摊。他们俩性格都好，也爱读书，我们经常交流文学和阅读，也相互借阅对方的藏书。我先搬走的，后来再见那哥们，才知道他俩分手了，很遗憾。出租屋有很多故事，合租的几方抬头不见低头见，有一部分公共空间，分担一部分共同的责任与义务，人际关系上，认同感上，像家庭又不是家庭，有时候比较微妙。”

徐则臣去西苑买菜的路上，经常能见到办假证者、卖盗版光盘和假古董贩子，还有在北大旁听的流浪青年，还有在大街上卖苦力的农民工和人力三轮车。除了各种社会“边缘人”，更有大量心怀“北大清华梦”的外地考研大军。大量经济不宽裕的考研学生或社会旁听生，干脆就住地下室，或者直接租住大街上的旅社的床铺，每月两三百块钱。在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里，主人公大多是到北京讨生活的外地人，都是从“花街”那个地方来的。

“在北京，宾馆、酒吧、夜总会和高尚社区是一个人间，很多人围着个麻辣烫的摊子也是一个人间，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而靠着《西夏》《啊，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长篇小说《午夜之门》，徐则臣开始进入主流文学界的视野。2005年，获“春天文学奖”；2009年，获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

刚上班时，人民大学西门外有家重庆水煮鱼，28元一盆。“那会儿一个星期吃一次，真的很开心，觉得生活无比美好。”回想那段时间，上班、写作累了，就到楼下撸串喝酒，徐则臣也不觉得生活苦。在一篇随笔中，他又写道：“下了班，朋友聚会结束，他们理直气壮地回‘家’，我说，我回‘海淀南路’。”那时，徐则臣难以把住处当做“家”，直到买下中关村大街边上的房子。“三十岁这年，我有了稳定的卧室、书房、厨房、洗手间和生活，不用担心催缴房租的电话，不需要再看房东恩赐般的脸，我可以改装和修正家里的所有东西，包括我的生活。”

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

40岁以前，徐则臣写出了最重要的两部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和《北上》；还成为了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

“《耶路撒冷》前后折腾六年，前三年都花在素材积累和寻找满意的结构上了；《北上》花了四年，前两年也耗在结构上。”

让徐则臣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北上》，只是徐则臣计划中的“大运河三部曲”系列小说的第一部。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庞大写作计划，也是频繁出国以后，站在北京的徐则臣，对故乡流淌的大运河历史的回眸与审视。

徐则臣的家乡东海，多水，村后不到100米有条河，再往北一两百米又是一条，再往北500米，一两里路，还是有河。到镇上读初中，学校门口就是江苏最大的运河：石安运河。运河水深，水流也急，冬日不会结冰，每天早上一溜人蹲在河边刷牙洗脸，水呼呼冒着热气，很是壮观。幼时在河里嬉戏，几个小孩上船，解开绳子漂到河水中间打闹，打不过就一脚把人踹到河里面去。后来徐则臣到淮安读书、工作，运河穿城而过，从学校出门走5分钟就能到达河边。徐则臣每天从桥上走来走去的地方，有个重要闸口清江闸，是京杭大运河的咽喉，只要把这个地方堵上，京杭大运河就断掉了。很多河路在历史上无数次改道，一条河经过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征，中国地势北高南低，运河的水却一直往上走。小说的名字《北上》由此而得来。

写《北上》的想法，是徐则臣与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韩敬群、和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突然凸显出来的。“朋友说，小说里的运河读着还不过瘾，为什么不单独写一写运河呢？写了十几年小说，运河一直作为故事背景，我对这条河不可谓不熟悉，边边角角真看了不少，但极少想过让它从背景走到前台来。现在，它借朋友之口提出了担纲主角的要求。必须承认，朋友的提议如同一声召唤，这条大河从我过去的小说、认知和想象中奔凑而来，在那家咖啡馆里，我确信我看见了整条京杭大运河。敬群兄也觉得是个好主意。我说，那就这么定了。”

当天晚上回到家，徐则臣就开始草拟小说提纲。“提纲列出来，进入细节落实阶段，傻了。认真想想，哪段运河我都一知半解。过去我只是在用望远镜看运河，大致轮廓起伏有致就以为自己看清楚了，现在要写它，得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可镜子底下何曾看见一条绵密详尽、跨越2500年的长河。过去的都不能算，必须从头开始。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要做的只能是下笨功夫，相关的书籍资料要恶补。我在4年里读了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书，但还是不行，就重新走了一遍运河，从南到北，把运河沿途的重要水利枢纽、水利工程全都走了个遍，认真地走、认真地看，感受水的流向、岸边的植被。从杭州到北京，能走的河段基本上也都走了。这也是小说写得艰难和时间漫长的重要原因。边走边看边读书，再做些案头工作，因为有些历史在现场是看不见的。”

徐则臣关注大运河的历史沿革，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他曾看到一则史料，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直到宣统三年，260多年间，中国出了114名状元，光是苏州这一个地方就有26名，占了将近四分之一。当年的运河就像高速公路一样，人来来往往进出，生意一笔一笔地做，文化和思维也跟着活泛了起来。“不太夸张地说，也许运河也算是一条母亲河，起码是后娘。”

《北上》这个小说写了4年时间，其中两年的时间花在小说结构和资料消化上。徐则臣用了一种巧妙的家族传承的方式，把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历史与现实这两大部分内容，扭结编织成为一个有机的小说艺术整体。“我一直在想，今天的长篇小说也许应该换一种思路，是否能够以碎片化、拼贴的形式去寻找某种相对完整的结构，实现对整体性的把握和表达？在这样一个时代，整体性是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和张力，还是和过去传统一样，长篇小说必得是一种逻辑井然的整全结构？《北上》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前者一百多年，后者一千七百九十七公里，若是用传统的整一性故事结构，做一个时空的流水账，这小说没一百万字可能都打不住，我不想整得这么长，那就要找到一种新的重新处理时间和空间的方法。花了两年时间，我才找到这种装置艺术的方式，让它们碎片化地相辅相成、相呼相应，让它们相互之间自行产生意义与张力。这个结构也是我对整体性诉求的一个尝试。”

《北上》结构独特，故事简介为：公元1901年，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了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保罗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一百年后，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差阳错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小说气势宏大，故事和人物、时间线横跨百年，全方位展现大运河文化的恢弘图卷，写出了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评论家王春林感叹：“《北上》，是文学对于现实问题的一个回答，着眼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关注与书写。徐则臣真正的着眼点，其实是梁启超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一种地理与时间微妙转换的过程中，‘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悄然无声地取代了大运河，成为《北上》真正意义上的潜在主人公。”

2014年6月，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我很小就有对运河的兴趣，在好多年里，运河是我最重要的生活环境之一。通过一条河来反思历史和现实，探究它对中国人的文化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通过它，来看中国的全球化历程，看看西方异质性目光的打量下中国和中国文化呈现出何种状态。尽管这条河追溯上去可以到两千五百年前，但它一点都不前现代，相反，它极大地促进了我们的现代化。往大里看。老祖宗传下来的就是江河文明，隋唐以降，大半个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围绕运河建构起来的，这对中国人的人格、心理影响也非同寻常。我们的海岸线也很长，为什么我们不是海洋文化？中国的地势北高南低，漕运要从低往高走，每年运河疏浚要花掉半个国库的银子，为什么还坚持漕运？这里头耐人寻味，是值得去挖掘的。”

徐则臣在写作上的苦心投入没有白费：两年时间里，他先后靠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拿到了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拿到了老舍文学奖；写大运河的长篇小说《北上》拿到了茅盾文学奖。

读了莫言的博士

如今，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主编。多年前，经过当时在《当代》杂志工作的吴玄推荐，他去《人民文学》杂志，当了一名文学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在东三环农展馆附近的一栋高楼办公，办公面积不大，就几间办公室。但，在很长一段时期，这本杂志对于新中国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十几年里，徐则臣的工作是翻阅自然来稿，十几年后，他已经承担起杂志的日常工作。每天的工作需要打开邮箱，但他又怕打开邮箱，因为那里边动不动就是读者发来的几十万字长篇小说。即便文学早已经身处“边缘”，“边缘”上仍然挤满人，翘首以盼。

在工作和写作以外，徐则臣目前正在职攻读文学博士学位。这被朋友们看作文坛美事：拿过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徐则臣，跟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读书，言传身教。徐则臣也是莫言到北师大任教后，十几年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生。

“我读莫言老师的博士生这个事，已经酝酿了好多年了。莫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搞国际写作中心，中心成立不久张清华老师那会儿就和我提过这个事，我们得做写作博士点，由莫言老师领衔，你要不过来读个书吧、念个博士吧。我回他说行啊。我那时候，还没写出《北上》，也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呢。后来我们几次见面的时候都会聊起这个事，后来北师大的这个写作博士点谈下来了，莫言老师再跟我说这个事，我觉得很好。一个是我觉得如果再不念书，我真的念不动了。第二个，我觉得我写作里面其实缺了一大块版图，比如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这一块资源。到我目前的写作为止，我所用的维护资源——虽然我在力图把传统跟先锋的，或者是本土的跟国外的不同文化和文学资源做一个对接，我有这样的努力和尝试——但事实上，我还是对西方文学那一块更熟悉，而对中国民间的、对传统文化这一块，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弱。莫言老师本来是我的师长，他拿不拿诺贝尔奖，我拿不拿茅奖，都不重要。对我来说，莫言老师是我尊敬的作家，还是我师长，人家的确有我学习的东西，而且我们平时交流特别好。从我个人的写作，如果想可持续发展，我觉得读他的博士生是必要的。”

在徐则臣的写作规划里，“运河”系列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南下》，和另外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北上》的写作过程中，我准备了很多资料。有些写进了小说，有些放不进去，还有些写完后又生发出来的新想法。写《北上》一是把我对运河的认知做了一个梳理，同时又生发出很多新的问题、故事和想法。这些新的想法，我就慢慢用‘鹤顶侦探’这个短篇小说系列来呈现，以运河边上一个鹤顶镇上的派出所所长的视角，去呈现发生在镇上的故事。”

很多人惊讶徐则臣的这种叙述上的变化。但徐则臣有很清晰的认识：“我一直想用侦探或者其他类型小说的模式，把严肃文学想表达的东西给表达出来。我觉得纯文学的写作，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一个瓶颈期，或者说饱和期。该玩的文体差不多都玩了，该会的基本上也都会了、都见识过了。你要推陈出新，寻找新的生长点，可能引入一些——比如说类型小说，悬疑、科幻等等——有一些异质性的文学样式、表达方式，来刺激它、启发它，没准儿我们的文学能改变一下目前僵化的状态。”

这几年，徐则臣一方面读《聊斋》、“三言二拍”，在古典文学中得到文化滋养，同时也在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中寻找叙事资源。“我想让自己的写作与历史与文化传统接上头，寻找中国文学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地方，寻找中国文学的独特性——想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必须有这种独特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跟别人交流，要拿出足够的、可供通约的那部分东西，让我们的表达跟别人之间有一个最大公约数，这公约数越大越好，这是相互理解沟通的前提，否则就是鸡同鸭讲。几千年来，在我们的文化语境里、在我们面对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技巧，有着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深深烙印，是我们血液里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今天，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写作，反而被我们抛弃掉了，或者我们不能把它有效地运用到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我们的文学要表达中国人的生活，要写好中国故事，要写出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那么它一定有很多跟传统文学、古典叙事资源之间的密切联系。这个联系我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切断了，但现在是不是可以尝试把它给接上？”